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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寻八十载广西方志回归 曾获梁启超点赞(图)

A-A+2014年6月29日09:34 南国早报评论

  南国早报讯 (记者 龚文颖) 根据统计,历朝历代广西编纂有大量方志,目前有记载的存世方志约250多种,目前广西图书馆收集和珍藏了其中233种、503部。其余20多种方志,分散于全国乃至国外,有些是孤本,一时难以借出和复制。广西方志从散落、佚失到寻回,要归功于80年来几代人孜孜不倦的努力。近日,记者来到广西图书馆、广西博物馆等单位,寻访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民国《上金县志》抄本。广西图书馆藏的许多广西方志都靠人一笔一画从外地抄写回来的。民国《上金县志》抄本。广西图书馆藏的许多广西方志都靠人一笔一画从外地抄写回来的。
清嘉庆《广西通志》体例新颖,刻印精美,保存完好,被誉为“省志楷模”。清嘉庆《广西通志》体例新颖,刻印精美,保存完好,被誉为“省志楷模”。

  上世纪30年代:远涉重洋寻方志

  广西气候炎热,水患频繁,书籍难以保存,再加上历代战火纷扰,导致许多书籍被毁或佚失。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广西志书,最早的也仅到明代,且原版已经不在广西。对此,历代学者深以为憾。

  1931年,广西省立第二图书馆(今广西图书馆)成立。深感方志的重要性,该馆从1934年起,将收集广西方志列入工作大纲,并争取到政府拨款1000元,四处访购。当时广西修志局所修的省志、各县所修的县志,也会交一份至广西二图保管,这使民国广西方志得以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方志收集方面,第一任馆长黄立生功不可没”,6月27日,广西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蓝凌云告诉记者,当年黄立生查阅史料发现,广西有很多明代和清初的方志在日本有藏,“因为日本很早就留意收集中国史书,明朝时有很多‘唐船’从泉州和广州开往日本,广西方志大约是那时运去的。现在日本收藏的广西方志中,有5部是国内没有的”。

  曾在日本留学的黄立生,便发动在日本的师友,到今天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东洋文库等机构设法搜寻。通过多方努力,黄立生从日本复印回明嘉靖《南宁府志》、明万历《宾州志》、清康熙《西林县志》等一批国内已佚的珍贵方志。书籍运送回国,引起震动——这不仅丰富了广西的方志收藏,也是国内对日本所藏珍贵中国方志回归工作最早的探索之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踏遍神州抄旧书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西图书馆存有方志近20种。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和学术环境逐渐安定,广西学界对方志的研究呼声渐高。但馆藏仍少怎么办?时任广西图书馆历史地方文献部主任的莫凤欣决定,到全国各地去搜集。

  1973年到1982年的9年间,莫凤欣先后寻访了长沙、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广州、宁波等地。“各地都很热情,慷慨地拿出藏书”,莫凤欣说,他去过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宁波天一阁,当时的馆长立刻答应复印馆藏的广西方志;在故宫博物院,负责人不仅让复印了大量方志,还帮忙托运回广西。莫凤欣说:“当时每年收集方志的经费约3000元,钱要省着用,如果只复印一两套,我就用旅行袋装好,随身带着直到回广西。”

  能够复印,算是幸事。在上世纪70年代,有复印机的单位寥寥无几,更多时候要请人抄写方志。再加上当时复印机技术尚不成熟,馆方担心字迹在多年后会褪去,一些复印回来的方志也要找人重新誊写。“当时最多请了5个人抄写,有一位姓郭的先生写字最漂亮”,莫凤欣说,如今这些老人都已不在人世,只有抄本留了下来。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广西图书馆将广西历史上的方志基本收集完毕。这些方志在广西第一轮修志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80年代起,各市县纷纷重修地方志,一些单位也急需整理“家史”。大量读者和公职人员蜂拥而至,搜寻、查阅方志。“当时阅览室里每天人头济济,大家埋头抄写资料,场面蔚为壮观。”莫凤欣说。

  在来馆抄写方志的读者中,有一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菊池秀明。感动于广西图书馆方面的努力和热情,菊池回到日本后,设法寻访并复印了一套清康熙《思明府志》寄给莫凤欣。

  这套书的到来令人喜出望外——这是一套“孤本”,自从清嘉庆《广西通志》中提到此书“未见”之后,200年来不见踪影。谁知居然存于日本,并通过中日学者的友情往来,将复制本送回了中国。

  嘉庆《广西通志》曾获梁启超点赞

  在众多广西方志中,有200多年历史的清嘉庆《广西通志》是广西图书馆的特色馆藏,也是在广西志书当中体例比较特别的一部。它的编撰者是当时的广西巡抚谢启昆,他曾专门开设修志局,主修《广西通志》。

  嘉庆《广西通志》全书280卷约260万字,采用纪传体,并首创了“训典”体例。它篇幅宏大,体例新颖,在中国方志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此后,清朝学者阮元在主编广东和云南通志时,也采用了“训典”体例。著名学者梁启超更是称赞它为“省志楷模”。

  蓝凌云介绍说,馆藏的清同治《浔州府志》也十分珍贵,它记载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史料,还附有清代同治间桂平县的地图。清同治的《象州志》则较早采用“四纲体”,分为纪地、纪官、纪人、纪故4纲,后来不少方志均仿其制。

  6月27日,广西博物馆信息资料部主任云霞也介绍了馆藏的广西方志:“馆内现有广西方志、市县志等290多部,清光绪年间的刻本比较多,民国时期的铅印本和石印本也不少。”其中一部《西事珥》影印本尤为珍贵,这是明朝魏浚所著的一本笔记著作,记录了广西气候、物产、风土概况。书中有关山川地理的描写,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象山》中对象山的外形、方位等的描绘,《立鱼岩》中对立鱼岩的外形、色彩的记述等。

  “近年来,广西博物馆加大了对馆藏古籍的保护和整理力度,建立了古籍修复室,有3名专职人员进行修复”,云霞说,由于人手有限,对广西方志和其他古籍的研究利用仍然较少。记者了解到,目前,各馆均有将广西方志数字化的打算,以便让更多古籍得到阅读和利用。但由于经费、人手等原因,工作的开展进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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