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生活网讯(记者 阳颜 秦宇华 见习记者 刘舒慧)今年实施的新《消法》中，关于消费欺诈的赔偿相比以往有大幅度提高，所有商品可“退一赔三”，而食品类商品的惩罚性赔偿额更是高达10倍。

　　这不仅更好地保护了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也给职业打假人提供了更大的“舞台”。记者从工商部门获悉，最近一个月以来，桂林的好几个大型超市都出现了职业打假人的身影，与职业打假人有关的消费欺诈的赔偿案例也明显增加。

　　近日，记者采访到几名在桂林打假的职业打假人，听他们说了打假的那些事。

　　职业打假人“活跃”到桂林超市

　　职业打假人，一个有些熟悉却仍带有神秘感的职业。近期，两拨职业打假人来到桂林，“光顾”了市内的几家大超市。

　　陕西人小贾，今年26岁，从事职业打假一年。见到小贾是在一家超市的服务台，当时他正和几名“同事”等待商场的赔偿。

　　小贾向记者讲述打假的经过。8月12日上午，小贾和“同事”们来到桂林市区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分头寻找问题产品。半个小时后，他们在超市里找到了2袋过期的红枣和1袋含有杂质的红枣，并用462元购买下了这3袋红枣。

　　“两袋红枣的生产日期是2014年1月3日，保质期为180天，已经过期了一个多月。而另外这1袋红枣，包装里面有长条形的絮状杂质。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标准，食品保质期内霉变、腐烂、有异物、有杂质都是不合格的。都是可以按照新消法要求商家‘退一赔十’。”

　　结账后，小贾拿着问题商品和购物小票，告知超市服务员买到了问题商品，要求按新《消法》进行赔偿，也就是“退一赔十”。

　　超市派出值班经理接待小贾，小贾清晰地说明了购买情况以及赔偿诉求。值班经理同意3袋红枣“退一赔十”，退偿小贾共计5082元。

　　小贾说，这是他们来到桂林后获得的第二单赔偿。“前几天，在一家超市发现过期大米，当时花几百元买下，得到退赔四五千元。来桂林3天获赔了近1万元。”

　　29岁的王俊也是一名职业打假人。14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的打假团队有4个人，在桂林三天做成了“两单”，在市内两家大型商场购买到10多包过期的速冻食品和6罐刚过期的奶粉，购买总价700多元，按新《消法》能索赔近8000元。

　　虽然赔偿金还没拿到手，但王俊并不担心，“因为法律已经规定好了，如果商场不赔，我们还可以走消协、走法院。只要证据确凿，这样的索赔几乎没有失败过。”

　　新《消法》给职业打假人提供“舞台”

　　记者从市消协了解到，今年以来，桂林已发生多起涉及职业打假人的投诉，案例相比往年有比较明显的增多。这一变化，源自今年开始实施的新《消法》。

　　新《消法》将遇到消费欺诈的赔偿，从以往的“退一赔一”提高到所有商品可“退一赔三”，而食品类商品的惩罚性赔偿额更是高达10倍，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赔偿。这不仅更好地保护了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也给职业打假人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因此，小贾这样的职业打假人进入超市后，也是主要关注食品，“如果发现问题食品，就会有多少买多少”。

　　小贾说，他以前在超市工作，对超市的经营内幕比较了解。“比如，袋装的东西过期了，一些超市就会把包装拆开，以散装的形式卖，价钱是一样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后来，小贾“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离开了超市。之后，他结识了一些曾在超市上班的职业打假人，并加入到他们队伍中。他的“同事”中有人在沃尔玛、大润发等知名超市工作过，其中有人还做过超市的区域总裁，对超市的营业规则、食品安全法规都比较了解，而且对法律知识和常规的调查取证流程也比较熟悉。

　　实际上，除了新《消法》提供的“舞台”，于今年3月15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为职业打假人提供了“便利”。

　　《规定》第3条指出：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某种意义上，“知假买假”几乎受法律“保护”。

　　据市消协秘书长张玉保介绍，职业打假人投诉到消协后，大部分经过调解获得了赔偿，调解失败的，打假人会转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据我所知的官司基本都赢。”

　　象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庭法官陆凯说，法院只支持能拿出充分的证据证实自己主张的当事人，只要消费者买到了过期、假冒的商品，并且能提供货物样品、购买票据等证据，法院肯定依法判商场进行10倍赔偿。而作为职业打假人，他们几乎不会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提起诉讼，所以几乎能赢得每一次诉讼。

　　职业打假能净化消费市场？

　　对于打假的收入，王俊坦言，“比我原来在单位上班挣得多”，但也不总是一帆风顺。

　　今年4月，王俊他们在广州按新《消法》索赔的第一单是12000元，当时，几人与商场言语不合吵了起来，一名团队成员还被商场保安打了两巴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小贾等人也不会在一个城市待太久，12日当天结束了过期红枣的索赔后，他们当晚就离开了桂林。

　　小贾说：“一些人对我们的职业有质疑，觉得我们动机有问题。如果我们只打假不要任何金钱，那真的很高尚。但是我们也要生存要养家，没有条件那么高尚，只能赚钱和打假兼顾。”

　　尽管职业仍存在争议，但在小贾和王俊眼中，他们的工作有着社会效应，他们的存在能为普通消费者净化市场环境。

　　小贾的“同事”梁先生说，在打假过程中，他们的诉求不仅仅是赔偿而已，还要求公正的处罚。“所以有时我们打当地媒体和12315的电话，也是希望把事情抬升到公众的台面上，希望有关部门到场进行查处，而不仅仅是个人获得赔偿的行为。”

　　在桂林的打假过程中，小贾他们就是如此。

　　“一般我们不采取私了的方式，让管理部门介入之后，超市会有下架问题产品、自查等动作，并对整个超市的商品进行一轮排查。这样的结果，对更多的消费者来说是受益的。”小贾说。

　　此外，一些普通消费者根本不懂的产品问题，职业打假人也会关注。“有一次，我们在一家超市买到产品说明不合规定的茶叶，茶叶上的产品标准号上标注的等级为‘特级’，而国家规定这类产品标准号只有一级到四级四个等级之分。这个规定普通消费者基本不懂，但我们却能发现。”

　　小贾说：“如果商家时刻都防着我们这样的职业打假人，他们平时的经营行为也会规范一些。这也算是我们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