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已到，疫病很容易流行，大家都要重视环境卫生。过去柳州因为贫穷落后，卫生条件极差，曾发生过多次疫情，并造成众多人员死亡。清乾隆年间编撰的《马平县志》所载，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和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都有“大疫”和“时疫流行”，但语焉不详。这里，把现代编写的《柳州市志·卫生志》和《柳州大事记》以及有关文史资料中，对柳州疫情的记述整理如下，让大家对旧时柳州瘟疫流行的情况有所了解，以增强对环境卫生重要性的认识。
清末民初两次鼠疫流行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秋之交，柳州鼠疫流行，半月内死400多人。时值柳州府考秀才，各县士子不敢来柳府应试，连上面派来负责主考的官员也裹足不前，最后终于罢考。光绪二十八年夏，时疫流行，当时柳州城还不过2万人，五六天内就死了100多人。专卖棺材的寿板街(今长青路)存货售尽，店家用四块木板钉成“火板”高价应市。连“火板”都买不起的贫苦人家，只好用草席将死者卷埋。大疫后，无知市民从城隍庙(今地王大厦北端)抬出城隍爷神像游行，借以避瘟驱疫。当然，这种迷信无知且是“蛇过打田基”的做法只能求个心安，却毫无实际意义！
卿要林 绘民国8年(1919年)8月，马平城乡鼠疫流行，10天内死亡千多人，最多一天达700人。弄得全城歇业，家家户户门前都撒石灰粉消毒，原来热闹的府城顿成死市。疫情稍平，百姓又把北门祀奉的北帝爷爷抬出来游行，城中各家排列香案跪拜祈福消灾，这当然也是自欺欺神的玩意。第二年7-8月，城厢又有霍乱流行，仅谷埠路就死了20余人。两次疫情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派出清道夫打扫街道，清理沟渠。地方当局曾告示禁止在各街空地倒垃圾，要求各街各户保持门前清洁，不准放鸡、鸭、猪、犬出街，规定清晨3时以后不准农民挑粪过街，违者饬警捉拿并对物主处以重罚。但是因为当时街道路面不平，社会秩序混乱，民生凋敝，所定规章制度难以推行。城区街头巷尾仍然是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蚊蝇滋生，各种传染病还时有流行。
火烧半边城后疫病连连
民国17年(1928年)10月柳州“火烧半边城”之后，烧死的人畜没有及时掩埋，街上垃圾无人清理，城区再次发生了严重的流行性霍乱症。此疫来得很快，传染也快，患者上吐下泻，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一般两三天便置人于死地。据老人说，在疫病流行时，每天从北门和东门抬出的尸体总有十多具，有的一杠就抬两个尸体。有土工佬早上帮人抬尸，下午自己就受感染病倒，第二天便由别人抬走。还有全家都染上这病死光的惨状发生。这场“人瘟”使得寿板街棺材铺的棺材、火板又全断了货。因疫情严重，有亲可投的，都全家逃到乡下去躲避。这次疫病持续了二十多天，死了130余人！迷信而又无助的人，还是抬北帝爷出巡游街，在城外烧草龙求神消灾。在文化科学知识落后的年代，人们的愚昧无知加上无助，确实可怜！
民国21年(1932年)第七军驻扎柳州后，军长廖磊决心改变驻地卫生条件，发动各界人士组织清洁委员会。并召开了柳州有史以来第一次、有2000多人参加的大扫除动员大会，廖磊在会上讲话，严令各家各店各负其责，改变不讲卫生的恶习。会上还布置清洁任务，先后开展两次灭蚊蝇活动，使城区卫生状况有所好转，可是因为医疗条件有限，防是抓紧了，但治跟不上。这年8月，城区还是爆发了霍乱，至9月17日，共发现176例病人。而当年全城仅有一家医院(广西省立柳州公医院，设在东台路尾)，人手不够；私人医生虽多，但收费昂贵，穷人不敢登门求医。是疫死了73人。
民国24年(1935年)春，广西一些地方流行脑膜炎，2月下旬至3月初，柳州发现60余例，死亡30人。当年还有霍乱发生。县政府组成临时防疫委员会，广发布告，组织全城大扫除和全面消毒，并在南北两岸和河面设检疫所，检查所有出入旅客，有效控制了传染面，使疫情不至大量蔓延。
民国26年(1937年)柳州又发生霍乱，疫情在乡村迅猛流行，仅在三都乡就死去300多人，百朋乡免达村在三天内死去36人，村民覃可底一家六口全家死绝！乡民纷纷逃离疫区，也把病疫带到别处，使疫区范围扩大。
扩建机场引起霍乱流行
民国30年(1941年)柳州扩建飞机场，千多民工集中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卫生条件极差，到处是垃圾、屎尿，蚊蝇飞舞。这年夏天，一场霍乱病就在一处叫新坡坳的采石场工地发生了。起初只有几个人上吐下泻，两三天后就死去。县政府曾派出医务人员前往消毒、治疗，但无济于事，十多天后疫情传播到都乐附近的游山村——因为游山村也有人到采石场做工，还有村民把菜挑到工地去卖，疫病可能是由他们带回的。这时一支番号叫“太康”的部队驻扎在都乐一带，游山村就住有上千人，驻军怕疫情蔓延，在村里临时搭盖了几间板房挂出“太康医院”的牌子，为村里的患者和外村抬来的患者治病。这场瘟疫历时五个多月，夺去了新坡采石场和新坡村将近200民工的生命，在游山村太康部队驻地，也有150多名官兵和10多名村民死于此疫。
光复前后连年发生霍乱
民国31年(1942年)，因日寇节节向西南逼进，外地逃难人员大量涌入柳州，不但社会混乱，环境卫生也无法控制。6月4日又有霍乱病流行，至17日有291人患病，死了125人。全城虽然有6817人次注射了霍乱疫苗，但仍无法控制疫情的发展。下旬，疫情蔓延至文笔、流山、成团、洛满、土博等7个乡，患者500余人，死200余人。7-8月疫情蔓延更为严重……
民国32年(1943年)8月初，正是“秋老虎”发威的季节，柳州又发生霍乱。先是在穿山的弓村发现疫情，5天时间就死去90多人。这年土博、成团两个乡也流行霍乱，土博圩和坡村死去50多人；成团乡灵江九歪村原有人口153人，死得只剩下64人。县卫生院、红十字会、省立医院、防疫委员会等各卫生机关，组织了十个防疫注射队，对民众普遍注射了防疫针；同时贴标语，出布告、登报大肆宣传防疫常识；警察局在各挑水码头设食水消毒站，给挑水上街的人每担水倒进一瓢稀释了的漂白粉水，市内取缔生冷食摊，多方布置防疫网，但还是抵挡不住疫情的发展。病人逐日增多，先发生在西门一带，后来伸展到市区中心，庆云路、正南路、柳江路都发现了病情。随后疫情竟渡江延伸到河南。截至8月12日止，据省立医院的报告，说是害此病来院求医的已有20余人，死亡者4人。而没有经过省立医院救治的病者和逝者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当时，柳州医药界找不出检验霍乱菌用的温箱，无法证实是不是霍乱病，只在“霍乱”字前一律冠以“类似”二字。到证实这场疫病确实是霍乱时，据统计已死亡31人；可是死亡数目还每日在增加，病死的确切数字始终不得而知！
民国34年(1945年)8-10月，广西17个市县发生霍乱，其中柳州最为严重。日寇退出柳州前到处杀人放火，整个城区有75-80%房屋被毁，死者无人掩埋。人们返回家园时又未能清理被尸体污染的环境，于是霍乱、天花、回归热在柳州城区大流行。县城医务人员日夜奔忙也无法应付疫情的发展，省政府派出医疗队前来救援，联合国也派出5名救护人员前来协助，在河南天主教堂开设临时病房全力救治。经10多天的努力，疫情才被控制住。但因药品奇缺，人手不足，此疫还是死了500多人。
民国35年(1946年)4月15日，城区再次发生霍乱疫情，5月蔓延至城郊，9月流山村死了70余人，城区死500多人。因为被日本侵略军破坏的柳江南、北两岸的水厂还没有修复，柳州善后救济分署为改善民众饮水卫生条件，预防疫病再度流行，在鱼峰山麓架设抽水机，把小龙潭的水抽到一个用帆布做成的大水池里，水池周围装上龙头任由民众取用。这种“自来水”没有任何过滤和消毒程序，老百姓只好听天由命！这年天花、脑膜炎、疟疾同时在城乡流行，卫生部门竭尽全力，使6904人先后得到治疗，病情得到控制。
大跃进时两次痢疾流行
柳州解放后将近10年时间没有发生过大疫情，那是因为党和人民政府重视环境卫生和疫病的防治。1950年2月，市公安局在春节前就发动全市搞清洁大扫除运动，共清理垃圾41万担；1951年5月，再次清理垃圾7000担，大大改善了城区的环境卫生条件。1952年4月23日市防疫委员会成立，7月1日，全市开展灭蝇、蚊、鼠、臭虫这“四害”的群众性运动；1956年夏、冬两季先后又搞了三次除“四害”运动。全市环境卫生得到进一步改善。直到1992年全市都无霍乱病记录。可是季节性的传染病和自然疫源传染病还时有发生。
不幸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搞“大跃进”、“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这类运动。劳动力组织都用军队的编制，动不动就是一个“团”或一两个“营”集中在一处，组织“大兵团作战”。只顾“大干快上”、“大雨大干，无雨拼命干”。这么多人集中一处大干，连吃水都成问题，洗澡就更难了，厕所是临时搭建的，又无人清理，“屙野屎”成了大众化的“时尚”，弄得到处是蚊蝇孳生地，卫生状况可想而知。由于“先治坡，后治窝”，却忽视了人们的健康和环境卫生，1959年4月全市痢疾流行，至6月患者有10916人，死亡113人。第二年又有4215人患上痢疾，死了124人。1967年又有1660人患上流脑，死52人。
拨乱反正后，随着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市民卫生意识的逐渐增强，虽然也还有疫病流行，可死亡人数却大大减少了。
解放之前柳州历次疫病流行，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社会贫穷落后，环境卫生情况和医疗条件极差；二是群众卫生常识贫乏，有关部门又不够重视。解放之后，由于一度忽视环境卫生，也发生过严重的疫情。近些年来，政府大抓城乡清洁工程，人居环境大大改善，对防疫和医疗工作又非常重视；人们的卫生保健知识水平大大提高，在1988年、1994年、1996年三次特大洪灾过后，整个城区几乎成了垃圾场，但因为清理及时，消毒得当，没有发生“大灾后必有大疫”的现象。防疫工作是一项需要常抓不懈的任务，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到了夏天，是蚊蝇和老鼠繁殖高峰期，在这段时间里，一定要做好灭蚊、灭蝇、灭鼠的工作，进一步搞好环境卫生，铲除蚊蝇滋生地，消灭老鼠，防止疫病的发生。(陈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