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中，美国的史迪威、陈纳德有过重要的贡献。两位将军个性鲜明，在中国的经历也颇富于传奇色彩。1944年桂柳会战形势最为紧张之时，他们先后来到了柳州的空军基地。

　　史迪威其人

　　史迪威(1883-1946年)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1926年任驻天津的美军第15步兵团营长，1935年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1939年5月离任回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迪威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史迪威态度客观公正，他曾帮助保卫中国同盟通过驼峰空中运输和滇缅公路运输物资，还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运送国际支援的医药用品。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之前，就积极活动想担任驻华大使。来华不久就与中美合作所的梅乐斯打得火热，并通过梅乐斯的电台给总统发报。而史迪威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方面与戴笠的特务组织建立关系。1944年10月11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中伤史迪威的电报。他告诉罗斯福：“你和蒋介石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除了关于对史迪威的任命外，蒋介石同意你的任何要求和任何建议。”并且危言耸听地说：“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会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一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

　　史迪威听到这个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赫尔利……用一把钝刀子割断了我的喉咙。”

　　正是在桂柳会战形势极为紧张，而他自己个人事业又出现重大变故的背景下，史迪威来到柳州。

　　被解职之前飞来柳州

　　史迪威自己处境艰难，前景迷茫，但他仍然以高昂的热情、坚韧的精神，密切关注着抗日战场。10月6日，史迪威飞往密支那，看望了那里的部队，检查进攻八莫的作战准备情况，工作通宵。10月14日，史迪威乘坐飞机赶到柳州视察防务，与白崇禧、张发奎一同研究广西的防御部署。他所看到情景，却极为失望，在日记中记录说：“9点半启程去柳州，研究集结和进攻计划，全部相当悲观。”他知道，溃败已经无可挽回。

飞虎队撤离柳州基地

　　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抗日战争回忆记》一文记载：“当时史迪威将军亦来到柳州。这个老头子(他能说中国话，在印缅作战的时候，他常到中国部队去和我们的士兵谈话。他的音容和态度，像老人一样的诚恳。他的一副锐利而闪闪发光的眼睛，并不掩盖他整个面部和蔼可亲的神色。士兵都很喜欢和他交谈并称他为老头子)非常关心这个会战，且同意我的决心，并答应可经常保持50架以上的飞机，来协助我对桂平之敌攻击。我们以全副精神来完成这个攻击准备，并精密地来计算攻击时使用的弹药数量及通迅与补给、卫生所有后方一切设施。”但是，战争形势却没有按中国军方的预想发展。

　　随中国军队进入柳州的94军军需官格里斯特先生也留下记录说：“柳州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很多美军的活动。它是我们第十四航空大队(以前叫“飞虎队”)的前方空军基地，经常被斯蒂威(史迪威)将军访问。在他于1944年10月访问柳州后仅30天，日本人就蹂躏了这座城市。”

　　按格里斯特的记述，史迪威曾多次到过柳州。

　　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中国

　　就在史迪威离开柳州的第五天的10月19日，“斧子砍下来了”。乔治·马歇尔来电告诉史迪威，罗斯福已致电蒋介石，同意把他从中国召回。罗斯福的电报随后到达重庆，把上述决定通知了蒋介石，但总算维护了一点史迪威的名誉——肯定了他指挥缅北反攻、夺取密支那的重要功绩。

　　在随后的1天半时间里，史迪威怀着愤怒而沉重的心情，匆忙地向各方面的友人告别。他致函延安的朱德将军，表示“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同时，他命令美军观察组的约翰·谢伟思返回华盛顿，报告延安的情况，以说服政府与共产党及其军队建立联系。他看望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说“她哭了，很苦恼。”不到1个月前，宋庆龄曾会见史迪威，希望他能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她认为，史迪威“是替中国人民说话的”。

　　史迪威给陈纳德留下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对他取得的显著战绩和中国人对他的爱慕而感到骄傲。他从未把陈纳德看作是竞争对头，而只是认为他有点异想天开和桀骛不驯，是个不懂规矩的下属。

　　蒋介石派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名下级军官，给史迪威送来一枚最高等级的青天白日勋章。史迪威派一名同等级别的美国军官谢绝了。蒋介石还是彬彬有礼地约见了史迪威，“‘花生米’(史迪威称呼蒋介石的绰号)说他对这一切感到十分遗憾；我为中国做了许多事，训练部队，领导部队，等等。只是由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和，他才要求把我解职。”史迪威最后对蒋介石说：“无论你对我怎样看待，请记住，我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蒋介石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10月21日午后，史迪威乘坐飞机离开重庆。

　　陈纳德也在忙碌着

　　陈纳德(1893-1958年)在七七事变前应宋美龄之邀来中国帮助训练空军，当时并无固定官衔，实际上是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顾问。1940年以前，他在昆明的中国空军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同年10月，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回美国筹组空军志愿队。筹组计划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准许美国陆海军的后备航空军官和士兵参加志愿队，陈纳德任队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志愿队解散，代之以第十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以后又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准将，负指挥之责，并兼任中国空军的参谋长。

　　作为“飞虎队”的司令，陈纳德曾多次飞临柳州。但是，1944年11月7日的柳州之行，却因为战争形势的变化而格外紧急。这天晚间，天气状况恶劣，陈纳德乘坐部下的飞机进入柳州机场。随即，他紧急安排了44架次飞行，将机场员工和主要装备撤离，并下令将存放的大批航空汽油付之一炬，同时将机场各种建筑、设施、跑道炸毁。在撤离之前，他们在基地举行了降旗仪式。由于气候原因，在撤离过程中，“飞虎队”还损失了3架战斗机。这是一次让陈纳德惊心动魄的柳州之行。

降旗，撤出柳州机场

　　张发奎曾满怀敬意地提到紧急情况下得到陈纳德“飞虎队”的空中支持：“11月7日我命令开始破坏柳州的机场和柳州附近的铁道，我很感谢美国的空军，他们努力工作至最后一刻。”张发奎的柳州指挥所没有移动以前，飞虎队的飞机仍继续不断翱翔于柳州的上空，以加强对地面的支持：“这一种责任感和战斗的友情，令我感动而惭愧。”

　　柳州沦陷后，陈纳德仍然指挥航空队多次出动战斗机协助中国部队作战，19至21日出动袭击由柳州向宜山开进的日军。在日军占领柳州期间，“飞虎队”不时飞临柳州空域，袭击日军后方供应线、轰炸柳州机场，在柳江上俯冲扫射挂着太阳旗的船只，在空中，“野马”战机与日军“零式”逐战。当时，曾有两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关在驾鹤路日军指挥所驻地天主教堂里，当他们光着被晒得通红的上身在院子里砌墙，望着掠过天空的野马式战机，眼泪直流。在豫湘桂战役中，7个机场被日军占领，但美国空军主力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相反，正如陈纳德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

　　1945年7月，美驻华空军改组，陈纳德请求退出现役，离开重庆之前被授予勋章。1946年他重返中国，1947年12月在上海与陈香梅女士结婚。(刘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