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柳州市政府在市郊开展冬季扫盲识字运动,按文盲、半文盲分班上课。两个月为一期,每晚上课两个小时,由识字的群众担任教师。当时的扫盲教师是有补贴的,但补贴很少,只有两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两块钱。由于当时的农民收入低,物价也低,所以扫盲教师对这点报酬也没有什么意见。
扫盲开始后的头几年,有些农民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认为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认得再多的字也没有用,因此脱盲的人数不多,给工作带来不良的影响。有一年,有一个村子发现有疯狗咬人,农会干部马上贴出告示,发动群众打疯狗。由于那位农会干部识字不多,把“疯狗”写成了“风句”,群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影响了工作的开展。后来由小学老师再写几张告示,问题才得以解决。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市郊农村开始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入社后要出集体工,按件记工分。如插一亩田记9分,积一担牛粪记3分,年终按工分结算分红。要记工分就得识字,但当时识字的人不多,没办法,有一个初级社只好用玉米粒或黄豆来记工分,如一粒玉米代表一分,一粒黄豆代表两分……然后将玉米和黄豆投进写有农民名字的大碗里,十天或半个月统计一次。有一天晚上,不知是大老鼠还是猫把碗碰倒了,玉米粒、黄豆撒了一地,谁也不知道谁得了多少工分,后来经过争论、协商,好不容易才解决了矛盾。
一位50多岁的农民,他儿子在外地读书,一次他儿子病了,打电话给乡政府,让乡政府干部转告他父亲寄些钱来。这位农民马上寄了钱给儿子。但过了一段时间儿子又打电话回来说没收到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在填汇款单时写错了几个字……
经过这些风波后,农民觉悟了,学文化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但由于农民整体年纪偏大,长期手握锄头镰刀,因此头一天识的字第二天就忘了,怎么办?各有各的办法,其中一位农民用了谁也想不到的办法:在墙上贴个“墙”字,在水缸边贴个“缸”字,在桌子上贴个“桌”字……后来觉得门框两个字不好认,还在门上贴上“门框”两个字。之后做农活回到家,总要望一眼墙壁、水缸、桌子……久而久之,竟认得一千多字。有一对半文盲夫妻在睡觉前在对方背上用手指划字让对方认,认不出来就罚对方挑水三担……
后来大多农民脱盲了,脱盲后的农民有的当了乡、村干部,有的当了扫盲班的老师,特别优秀的还给报社投稿。听说一位投稿人第一次得到稿费单时,他竟买了一斤猪肉,一斤白酒,当晚把自己灌醉了,于是唱起了山歌:
文盲好比光眼瞎,
过桥常常跌下河,
如今识字干劲大,
农村似锦凤凰落……
后来脱盲中的优秀者看了些农科书籍,之后按书上说的搞高产试验,农产品丰收了,他们买了新的衣服,买了新单车,有的还建了新房。他们尝到了文化变物质的甜头,梦里也笑醒了几回……(肖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