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的文字典雅而不古奥、明快而不细碎。他书中有两个小故事颇为意味深长。一个故事是说有个人突遭变故欠了很多钱，债主都已经愿意谅解他了，但这个人依然倾尽毕生之力，偿还了一笔笔欠款；另一个故事是说在欧洲某公园有项规定，春天新草萌生的时候暂时不允许踩踏草坪。这一天小朋友玩耍的时候，手里牵着的气球一不小心飘到草坪上空去了。但是父母拉住了他，不让过去捡。
何怀宏说，第一种情况不容易遇到，并且一个社会里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它展现了底线伦理的深度；第二种情况则不难做到但也往往人们不屑于做，而一个社会却必须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做才能维系这些规范，它展现了底线道德所需的广度。
虽然欠债还钱的诚信守信和对公共生活规范的遵守都是基本的义务，它们却需要一种高度尊重规范的精神。
整个采访过程，何怀宏的回答始终逻辑清晰、不蔓不枝。他的观点理性温和，总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少作惊世骇俗之语。结束采访之后，我莫名地想起一句话，“柔质冲寒香若簇”。也就是这样润物无声，才能慢慢推动一些观念的改变吧。
对话
课题意识压倒问题意识肯定做不出真学问
读书报：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何怀宏：最近看历史书比较多。因为我在上一门课《政治史和伦理研究》，不过主要偏统治史。现在中国做思想史的太多了。比如先秦每一位思想家，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而且是反复地做。其实更应该从实际的政治史来梳理政治理念，这可能比思想史更有意义。比如国外福山等人从政治制度或者政治运动着手，而不是直接从思想家的著作着手。
读书报：现在哲学、伦理学算是比较边缘的人文学科。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会有美学热甚至全民学哲学的浪潮？
何怀宏：全民学哲学曾在“文革”甚至“文革”前夕有过。“文革”是一个大运动，里面有很多小运动，其中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学哲学。那时讲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甚至一个孩子也可能上台就讲用。讲用就是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明白学，学了什么什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实际上就是比较教条，会针对某个问题学习某本著作或背诵某段语录。
80年代还不是全民学哲学，只是有一种对于思想、信仰的自发关注。这和运动式的学哲学很不一样。而且主要是年轻人关注哲学，也没有蔓延到全民。
因为那时候强烈的物质诱惑还没有出现，大家更关注精神，加上国门刚打开，存在主义、美学等等很多新思想涌进来。刚从严密的思想禁锢中走出来的年轻人对新知识有强烈的好奇心。旧的信仰虽然破灭，但是人们对信仰本身仍然郑重其事、严肃对待。
真正的变化是从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物质，当然看世界的眼光也更广阔了。不光注意政治，精神信仰更趋多元化，但相对来说也不那么浓烈，没有信仰也不是活不下去。人们对此已经有些无所谓了，这是更深一层的危机。
读书报：李泽厚有一个说法，90年代相比之前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大家反思80年代注重思潮太过空疏，所以到90年代经济法律等注重实际的社会科学飞速发展。您怎么看？
何怀宏：对。思想淡化，学术凸显，这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关注政治，甚至不是说所有人都一定得有思想有信仰。学者应该说是和观念思想打交道比较多的，但他还得有一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另外他也要有能力让思想关注落实到各个专业领域里面去，这样才能做出比较扎实的学术成果。
当然有时候也会担心，这会不会过分专业化？会不会慢慢失去对思想和精神的关注？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比较好。
读书报：老一辈学者从那时候就有建立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心愿和尝试，您认为在今天这种心愿实现了么？伦理学学科80年代恢复建设后，现状又如何？
何怀宏：80年代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一个非常可贵的事是大环境和平，不再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学者得以有闲暇从事学术研究。1949年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二十多年间全是政治运动。钱锺书、季羡林那些老先生全部都下放劳动，还经常受批判。
和平、安定、闲暇是做学术基本的要件，有这几点不一定能出繁荣的学术，但没有的话一定会有很大影响。一个学术共同体也需要几十年相对安定的时间来积累、递进、发展。
现在中国学术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可观的成绩。葛剑雄说：“不能太赞美民国学术”，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民国有大师，这个没错，但民国内忧外患，相当不安定，这还是影响了学术的发展。现在的学术整体水平不仅超过八十年代，也超过民国。民国时很多东西都是介绍性的，也许我们还达不到过去少数几个大师的高度，尤其在风骨上，但现在很多思想学术作品不光是介绍引入，而且还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体系化专业化的成果总体来看是超过民国时的。
过去像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完全被意识形态掩盖了，全部要归到马克思主义，用它来代替各种各样具体的学问。伦理学80年代刚刚恢复，这三十多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个学科还比不上外国哲学或中国哲学，更别提经济学、法学了。伦理学很容易跟思想教育混淆起来，这个界限到今天也仍然不太明确。所以有不少搞伦理学的其实还是在做宣传说教的工作，没有独特的学术含量。不过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很多纠缠，我觉得前景还是可观的。
读书报：现在的学术生产其实和之前很不一样。
何怀宏：是的。我现在有点担心什么呢？就是课题意识压倒问题意识。大家都被项目、课题牵着走，掩盖、淡化了真正关心的东西。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有时候会感叹，国家花了这么多钱，一个大课题投入近百万，但是很多从题目看就觉得是泡沫，是垃圾，做不出真学问来。
有些课题确实需要物质支持，比如实证研究、田野调查。但是有些课题纯属糟蹋钱。泡沫太多，反而把真正的学术遮蔽了。90年代初知识分子比较弱势和贫困，据说“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所以有不少人下海。但现在除了一些年轻学者得不到足够的物质支持，总体上比二十多年前的条件好多了。
做学术需要和平安定以及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有这些并不必然保证学术繁荣，还得有内在驱动。学者要去寻找那些让自己有内在冲动的问题，不搞明白就不罢休。他不是来混饭的，更不是来赚钱和致富的。能够将这样热爱学问的人吸引到学术界，才有希望。而不是用各种课题分散他们的精力。
读书报：您做学问是因为内在驱动吧？
何怀宏：对。也可以说是因为我干其它的事不行，只好来干学术，学工学农学军我曾经都干得不错，也挺尽力，但不是我最擅长或者最喜欢的。学术还是我最喜欢的，而且也是我欲罢不能的。思考和写作都是我快乐的源泉。
读书报：在当前信息爆炸、人心浮躁的时代，沉下心来读大部头的著作何以可能？
何怀宏：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获取信息如此便利！这三十多年变化太快，我们的经验可能就不那么合用了。我那时候读书一定得苦苦地寻找。但现在每天都有无数的书出版，只要能上网你就可以下载到很多资料。也许年轻一代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学习。
我们过去比较强调背诵一些经典名著，经典也不多。但是现在东西越来越多。据说国外的教英美文学的老师都感叹，现在很少有人能够读完《战争与和平》，因为太厚了。大家习惯网上阅读，微博只有一百多字，原来博客还长一点。现在很多东西越来越短，都是短平快的。并且面临的诱惑也很多，到处都是电影、游戏、多媒体这些令人分心的东西。
不过我想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代人里面总会有那么几位读书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