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蛙鸣正盛的夜，一个年轻人却选择了自我毁灭。
当27岁的何怀宏第一次从报纸上读到苏克俭日记时，他为这位才华出众的同龄人的离开，感到深深的震动和忧伤。
“这个‘现在’不怎么好。”何怀宏写道。“人们得不到交流，感到自己的无力，连躲避、退隐也谈不上。你不是牺牲者就是从犯。没有激动，没有热情，没有威武雄壮，只有一些粘滞的东西。这不是为精神追求者造就的社会，对现在这种阴沉干燥的实用主义，可能不久会有更多的人厌烦。”
彼时的何怀宏，还是北京空军学院的年轻教员，工作才刚满一年。自杀，这个加缪眼中唯一的哲学问题，对这位年轻老师的触动非同小可。他暗自下定决心——要为他人、也为自己寻找到某种拯救之路。于是开始遍读存在主义经典，期冀从萨特、加缪、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找到回答。
1954—1983志学之初
没有家学渊源，也不曾做过谁的私淑弟子，出生于江西清江县一个园艺场的何怀宏，小学毕业正好赶上文革。他既学工又学农，18岁高中毕业就去内蒙古当了兵。
在时代的断章里，唯一不变的是他对读书的痴迷与执着。那个年代书很少，他曾和几个朋友守在废品收购部门口好久，就等人来卖旧书；也曾走上几十里路去借书，每找到一本书，就如获至宝。
这种坚韧也延伸到后来外语的自学中。
1979年，25岁的何怀宏作为政治机关的干事调离内蒙，到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学习。他把英文书拆成一页一页的，每天学五六个小时，就这样背完了叶剑英国庆讲话英译本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硬是从语言零基础变成读写无障碍。
用同样的方法，何怀宏还自学了法语、德语、拉丁语等多门语言，并试着自己翻译外文原著，平均每天翻译三千多字。梯利的《伦理学导论》，拉罗什富科的《道德箴言录》，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等一部部译稿，都是在这样勤勤恳恳、日拱一卒的努力下出来的。
也正是这些积累，奠定了他对西学的深入理解。何怀宏在《旁观集》序言中，把1978至1982年这五年，看成是自己在学界之外的“学徒时期”。早早就有志于学的他，已得其门而入。
1984—1994积厚之功
1984年，何怀宏30岁，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读研。此前，他已经在《现代外国哲学》辑刊发表了几篇分析萨特自由哲学的文章，从而得以结识一批外国哲学同好。
人大有学生读到何怀宏写的文章，请他过去做演讲。多年以后，当何怀宏回忆起80年代火热的读书学习氛围，依然很感慨：“那个时候比较开放自由，学生社团只要找到一个教室，就可以随便请人来演讲。其实我有什么资格讲啊？我还不是研究生，也不是名人。但初生牛犊不怕虎，索性就去了。我看到现场满满都是人，非常惊讶。现在不要说一个普通人，就是知名教授的演讲，可能也不如电影明星或者商业巨子吸引的听众多。”何怀宏觉得，80年代有一种单纯甚至有点空疏的思想追求，至今仍是宝贵的、可爱的。
然而80年代初的那个困惑，并没有在萨特那里找到答案。
萨特成为了一个引子。后来翻译罗尔斯的著作让何怀宏进入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理论的领域。他认为这是自己在思想学术上一次较大的转折：“我从关注个人变成关注社会，从注重非理性转到注重理性，从悲观而稍稍乐观。我觉得人总要做点什么，也总能做点什么。”
在阅读了大量西学著作后，何怀宏决定系统地阅读中国典籍。于是写下一句座右铭：“以大学读小学，以博士学识字。”他准备老老实实地从文字训诂入手，遍读经史子集。
何怀宏制定了相当严格的读书计划。他按照历史的顺序读完了先秦除甲骨、金文之外的全部文字典籍，魏晋的主要经典和隋唐的主要思想性著作，以及宋、元、明、清最重要的思想性作品。
那段时间，他写繁体字、练书法，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力求接近古代，好更加贴近古人的心灵。
1989年，他开始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并在四年之后得到了去哈佛访学的机会。他几乎跑遍了哈佛每一个图书馆，对所需书籍的摆放位置熟谙于心。
《庄子·逍遥游》有谓：“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从1984到1994，这十年的读书生活，是紧张而充实的积厚之功。不仅让何怀宏真正意识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和意义，还进一步深化了之前西学的认识。这些都为《良心论》的横空出世打下了基础。
1994—2014为道德重建鼓与呼
自1840年英吉利的炮声震碎了中国传统社会，相应的伦理秩序和价值体系也趋解体。道德重建，路在何方？
很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道德需要一个哲学基础。90年代初，读完《心体与性体》的何怀宏对牟宗三的解决并不满意。
于是在1994年有了《良心论》的出版。这本书试图对传统正义和天道性理做出了现代意义上的重新解释，由此构建一种走向现代的中国社会的个人伦理。
《良心论》认为，恻隐和仁爱最能彰显中国传统伦理的特色。一个人道德动力的“发端”是恻隐，而努力方向的“发端”是由近及远的仁爱。何怀宏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立己之道是诚信，如此才能保证自身的一贯和完整，而又达成一个守信互信的社会；个人的处人之道是忠恕，如此才能与价值趋于多元的现代社会稳定结合。
《良心论》的体系以恻隐、仁爱为道德发端之源泉；以诚信、忠恕为处己待人之要义；以敬义、明理为道德转化之关键；以生生、为为为群己关系之枢纽。
有人评价这本书是继《新民说》之后中国伦理学曲折发展的一个完成，也是新世纪的一个起步。
何怀宏果然没有止步于此。1998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底线伦理。他认为，在现代多元社会，人们可以追求不一样的目标，做相当歧异的事情，但有一些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人人都会赞同，并且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遵循。
那这些基本行为准则是什么呢？可以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概括。人人都不希望被别人伤害、杀戮、欺骗、凌辱，那么每个人也要做到不这样对待他人。何怀宏认为，这就是底线伦理，也是普世价值。
时间进入到新世纪，已过不惑之年的何怀宏到了北大哲学系任教。21世纪的头十年，新闻上曝光的道德问题日益增多、道德滑坡频频提及。小悦悦事件，动车事件，彭宇案，一个个让人心寒的消息接踵而来。这个时代怎么了？为什么做一个好人如此艰难？如何才能唤醒人们的道德勇气？
这些问题也一直牵引着何怀宏的心。2013年，《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出版，接续纲常传统，提出了新三纲五常。他给传统的三纲赋予了新的义涵：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又对五常重新定义，将之分为两部分：五常伦，即五种经常性的需要人来处理的社会关系；五常德，即人应当具有的五种持久性的德性。
通过这样的阐释，何怀宏希望一种温和而坚定的中道力量能够兴起且成为稳固的主流，也希望这本书里面的探讨能够成为未来社会道德根基的选项之一。
新三纲最别具匠心之处是把“生为物纲”加入进来，不是站在人类中心的角度，而是将人纳入到自然中来审视天人关系。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道德往往表现为生活里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老人摔倒了扶不扶，见到一个乞丐给不给钱，考试时好朋友希望帮他作弊你帮不帮，等等。这样一些小事情，却会困扰很多人。究竟我们该如何选择？只听命于良心、不拘囿于人情的道德行为怎么可能呢？何怀宏说：“你要先去尝试一下，先行动，才会更加坚定内心的道德命令。”
不遵循道德并不代表人性恶。何怀宏说他当年放弃研究萨特，是因为觉得萨特对人性并没有真实的了解。仅仅主张个人意志，不太看重社会条件，这是有问题的。除了自身的道德信念之外，道德一定需要制度支持或物质保障。比如政府在制度和法律上对于道德行为给予一些物质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