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住在旅社的“当当网”房间。隔壁是“小米”，对面是“百度”，都是年轻人最想去的企业。
“当当网已经out啦！”史宋婷出门后，和她同住一间的“张姐”一脸不屑地甩着长发，晃着手指头，计算“旅馆里的几类人”。
根据她“几天来的观察”，“携职”里大多数年轻人是来找工作的，小部分是单位派来接受培训的，还有零星的“背包客”和“搞学习”的。
1983年出生的“张姐”说，自己原本在杭州一家上市公司当高管，因为和老板闹翻，职位丢了，单位给租的公寓也没了，可她总想回去上班，“一直在等消息”，足足等了大半年。
“住携职不是为了省钱，是住酒店太孤单了，我喜欢热闹点。”她穿着一件洗得几乎半透明的旧睡裙，趿拉着塑料拖鞋，趁屋里没人凑近窗户，点燃一根香烟。
她的手指甲染得绯红，3双超过7厘米的高跟鞋散乱地排在床下，“饿了就泡面”，晚上偶尔出门。
史宋婷曾充满忧虑地问她“老家的孩子谁带”。“其实没孩子，编出来骗骗她们。”张姐满不在乎地耸耸肩。
同宿的几个女孩其实也并不在意她的故事，一个早出晚归地旅行，一个天天培训，一个等待工作。人都在屋里，就聊聊天，偶尔共用一个吹风机，但出了旅社，谁都不认为彼此还会有交集。
只差3岁，张姐就住不进这家旅社了。毕业季将至的上午，隔一会儿就有一个年轻人背着双肩包，提着编织袋走进“携职”，掏出学生证或毕业证，“第一晚免费”。
一个中年男人刚问了几句价格，就被明确告知：“35岁以上，恕不接待。”
在“管家”徐玉娟看来，保持年轻人的生活氛围很重要，大家一起奋斗，能够互相激励，“因为找工作确实不容易”。
几年前，一个住在旅社的姑娘，一心想到“九阳”工作。她不断投简历、打电话，却没收到企业任何回复，姑娘失望之下病倒了。病刚好，她又爬起来找上门去，买烟贿赂保安，哭着求人力资源主管给个机会，“基层工人也行，一线卖场推销也行”。
还有个人称“六次哥”的小伙子，几年间已经换了6次工作，每次想跳槽或“被失业”都会回到“携职”暂住。看见新进来的大学生，他会拍着胸脯，自称“老油条”，给人介绍经验。旅社员工都对他很熟悉，最近还听说，“‘六次哥’要再一次出发了”。
“这里最多的还是陌生环境里抱团取暖的友情！”温少波金色的眼镜框和手表带闪闪发亮。说话时他语速很快，几乎不停顿，“奋斗”、“梦想”、“正能量”等词出现频率很高。
2009年冬天，严寒侵袭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杭州的雪下得火车都不开了”。温少波找到人才市场一个主任，表示想用200个床位，免费接待回不了家的大学生。
“你个民营小旅馆想干吗？!”温少波回忆，自己被保安赶出门，一头栽进漫天的大雪里。他很不服气，“就是要做得更好，有天这个主任退休了，请他来当顾问！”
一个小伙子总是等前台下班之后悄悄混进来，找个空床睡下，又在清晨她上班前溜走
小厨房里飘出饭香，徐玉娟端起碗，一边瞟着台湾综艺节目，一边念叨着携职里的年轻人。“张姐”也撕开一包方便米线，冲进热水，懒懒地窝进沙发里。
前台边的大窗前有个两米多高的货架，上面是饮料零食、毛巾牙刷。徐玉娟和两个前台小伙子一下班，这个货架就处在“全面开放、无人看管”的状态，但“从来没少过一毛钱东西”。
每天早晨，徐玉娟和同事都会在柜台上看到一堆零钱，用来登记出货的本子也会被添上新的记录：“某某，一瓶可口可乐”、“某房间靠窗下铺，一卷卫生纸”或者“一包蚕豆，明天来结”。
“赊账”也会发生。徐玉娟清楚记得，半年前，有个男生一直没找到工作，房费欠了一千多元后，他悄悄离开。
在用“携职”微信公众账号发信息时，徐玉娟没提名字，只是略带伤感地说了一句“至少跟我道声再见”。她没想到，两个多月后，男孩回来，用第一个月工资付清了全部费用。
还有一次，她偶然发现一个小伙子，总是等她下班之后悄悄混进来，找个空床睡下，又在清晨她上班前溜走。她实在不忍心说穿，直到有一天，小伙子找到了工作，光明正大地走到前台，登记入住。
“我很佩服那些背井离家的孩子，有个姑娘从西北来，个子那么小，还没她那两个包大。”今年三十而立的乌镇人徐玉娟说，自己就没想过离开浙江去闯一闯。
吃完饭，她在走廊里挨个敲门询问：“吃饭没？要蚊帐吗？今天不面试吗？”
敲着敲着，她回忆起曾经躲在一扇房门后的“鸵鸟哥”。因为一直得不到面试机会，这个学心理学的男孩自己先心理崩溃了。
他不愿出门，要么在公共区域蹭网打游戏，要么整天躺在房间，因此得了“鸵鸟”的外号。
温少波理解“鸵鸟”的感觉。
2010年元旦，两个找工作的年轻人前后脚到“携职”住下。在相识仅仅10个小时后，其中一个小伙子用刀连刺另一个小伙子头颈部，将他残忍杀害。事发之前，连他们的室友都没察觉任何征兆，“甚至没有争吵”。
施暴者年仅25岁，受害人只有22岁。
“求职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温少波说，而他自己的心理压力，当时也在迫近极限。
旅社里的年轻人“抱团取暖”的极少，短暂栖居后，可能连声招呼都没打就离开了
在温少波看来，他的目标客户始终不变，就是“那些在拼爹时代无爹可拼的人，那些‘我爸不是李刚’的大学生”。
23岁的张广红从来不认为自己需要拼爹。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药学专业毕业的姑娘家庭普通，成绩普通，样貌也普通。但她早就知道自己的目标所在，所以一毕业就到杭州找葡语培训机构学习，并在“携职”住下，眼看快一年了。
“我不介意现在的‘毕剩客’身份。”张广红淡淡地说，“通过语言考试和申请出国，都在计划之中。”
没课的午后，她背着资料准备出门复习。这个姑娘衣领亮白，发丝清爽，自称“有点洁癖，自我管理能力还不错”。
“携职”夹在浙江大学西溪、玉泉校区之间，“学习氛围很好”。张广红偶尔也会到校园里找找自习室，而徐玉娟会把有学习计划的尽量安排在一间屋里，“互相带动”。
情况没那么理想。在张广红这个长住者看来，旅社里的年轻人“抱团取暖”的极少。大家各忙各的，“能忍耐彼此的生活习惯就已经很好”，短暂栖居后，可能连声招呼都没打就离开了。
温少波也不介意“吐槽”这些年轻人：有一个月不洗澡直到室友来投诉的，有让空调24小时连转的，有弄脏床单一直捂到无法清洗的，也有抽烟、乱丢垃圾的。但最让他头疼的问题，还是与“求职”有关。
“光看数字，就业形势越来越吓人，但本质上还是那些问题。”
他坚信，“天底下没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根据他的观察，不少年轻人求职“准备严重不足却又自视甚高”。二三本院校毕业，又没有工作经验，用人单位不可能开出高薪。
他的员工好不容易为一个大学生争取到面试机会，快到约定时间，小姑娘就是不动弹，“要看完刚更新的电视剧”；他曾请杭州市人事局的领导来做沙龙讲座，没几个人来听，他不得不挨个儿房间敲门：“哥们儿，来吧，给点面子。”
“但我还是觉得他们不容易，值得欣赏。”温少波说，“小孩子哪能不犯错，不打架，不谈恋爱呢？”
从2011年到2015年，温少波的“携职”一直顶着英国大使馆颁发的“社会企业”名号，其间他得了几个奖，也渐渐吸引了一些社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