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轼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案发现场是不到14平方米的泥瓦屋，打进子弹应该很容易留下痕迹，“如果能拿弹头痕迹与手枪对照，很容易知道是谁开枪。”

　　“但是1996年没找到击中死者的弹头。所以我说，认定陈绍红开枪打死人的证据不确凿，经不起历史考验。”梁立轼坦言，他要求民警继续勘查、寻找弹头。

　　梁立轼还有另外一个疑惑：如果陈绍红站在距厨房门口一米的位置，梁必钦站在灶台前，子弹似乎难以从其前额进、后枕部出。

　　公检法联合办案重新调查

　　1999年，梁立轼退居二线。此前，他看过一次补充勘查的材料，民警依然没有找到击中死者的弹头，“证据经不起历史考验，以后事就多了”。

　　1998年2月，陈绍红被解除取保候审，隔了几个月即被调往另一派出所当警察。他只在看守所呆了48天。

　　这次“恢复自由”，产生了不同的解读。陈绍红认为，自己不是凶手，应该官复原职。

　　但按照何平的说法，1996年案发当晚，县局就可以确定陈绍红涉嫌杀人，“但是，我们不想处理他，想保护我们的民警”。

　　1999年9月，陈绍红被重新逮捕。

　　他坚称，这是因为自己8月下旬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领导受贿，因此迅速遭到了报复。

　　但是，多名警方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陈绍红被重新逮捕，与上级要求横县政法委组织公检法成立专案组有关。

　　何平说，当年，陈绍红要求恢复所长职务，不断向上反映遇到错案；而死者家属发现陈绍红还在当警察，也向上表达不满，“双方都告得很厉害，上级责令我们查办。”

　　“原本安抚好死者家属，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是陈绍红不服，还想当官。我们是保护他的，他不领情。”他说。

　　专案组成员刘密也觉得：“如果陈绍红不向上级公安告状，本来都没人管他这个案子了。”

　　调查是1999年2月5日重新启动的。当天，何平率领县公安局民警，“会同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依法对陈绍红开枪事件的中心现场进行重新勘查”。

　　据记载，这次勘查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之前，警方1997年4月曾进行重新勘查，并在厨房灶台前提取到一枚弹壳，但因生锈而失去鉴定价值。

　　对弹壳的最新一次发现是1999年3月。发现弹壳的地点是住宅大门的东北墙角，经鉴定为陈绍红击发。报告没有记载弹壳的提取时间。

　　虽然没找到击中死者的弹头，但重新询问证人随之开始。县政法委副书记一度直接作为询问人。

　　较早被询问的，是持枪民警黄世旺、谢永华。与1996年一样，他们坚称死者中弹时正在厢房，且鸣枪示警的方向是朝瓦顶。

　　案发时站在陈绍红身后的治安队员覃正怀，则把陈绍红射击位置描述为“站在灶台的后面”。

　　随后，黄某进、黄某凡，这两名在案发当晚指认陈绍红第二枪击中死者的村民，共同补充了一个细节：陈绍红在开第二枪之前，先移动一两步到了灶台角。

　　记者注意到，覃正怀、黄某进及黄某凡此番所称的射击位置，均比陈绍红原称的站位，离死者更进一步。

　　事实上，在1996年警方笔录中，村民并没有说陈绍红射击时移动了位置，该说法至迟出现于1997年2月。彼时，陈绍红刚取保候审，村民黄某扬在接受死者家属代理律师的询问时，称陈绍红一进门就朝梁头部开枪，一枪不中后，“更凶地向灶台前进一步”，又对梁头部“猛开一枪”。

　　如这一细节属实，梁立轼关于射击角度的疑惑则可以解开。

　　这一说法1999年出现在更多证人的笔录上。3月，蒙桥生称，陈绍红先开了一枪，后来“他又转移到大锅灶台后的位置上”，再开了一枪。

　　4月，黄某仲称，陈绍红开完第一枪后，就“走过我左手边的灶背处，右手拿着枪指向灶角方向又开了一枪”。

　　这与他们在1996年的说法并不一致。1996年，蒙桥生仅称陈在厨房开了一枪，黄某仲的说法则是“因我害怕心极度惊慌，到底他(指陈绍红——记者注)打几枪，我实在不清楚”。

　　关于蒙桥生对枪数、位置等说法的变化，刘密认为，这是蒙桥生1996年没说实话。

　　专案组成员称有不能公布的物证

　　蒙桥生、黄某仲的证言在1999年11月被横县人民法院采信。尽管庭审时，陈绍红提出二人1996年、1999年的说法前后矛盾。

　　令他更不解的是，击中死者的弹头，至今依然没有找到。

　　最终，横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陈绍红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二审维持原判，且没有开庭审理。

　　此前，横县人民检察院起诉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不过，死者家属的诉讼代理人认为定性错误，应定故意杀人罪。

　　判决书最终认定，陈绍红在执行取缔赌博活动公务中，明知枪支的杀伤性能，明知在不足14平方米的厨房内既有参赌人员亦有一般群众的情况下开枪示警，有可能伤人或死人的后果发生，但其采取了放任态度，违反《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开枪示警，造成了他人中枪死亡的后果发生，其行为属于间接故意杀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故意杀人通常必须有动机，可陈绍红本身就没有这个动机，他连死者都不认识。”梁立轼对定性有些不解。

　　按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陈绍红见有人乱窜，便向厨房内烟囱方向斜开一枪，又迅速移到灶台背后大房与二房之间的位置向灶台方向斜开一枪，刚好击中踏上灶台的梁必钦。

　　陈绍红对此不服：“既然认定我在厨房开了两枪，为什么只提取到一颗弹壳？”他称，法院采信的证言里，对开枪次数也没有一致的说法。

　　对于击中死者的射击位置，陈绍红说，覃正怀曾在开庭前写了一份说明，称陈的射击位置是在厨房门口，而非自己笔录所言的灶台背后，“但法院认为，覃正怀已向公安机关作了陈述，故没有采信。”

　　“我到现在我还心疼，心里一直放不下。”覃正怀告诉记者，1999年核对笔录时，他向民警提出了这点错误，“但对方说不用，说公安局是保护陈绍红的，不要紧”。

　　但是，当事民警向记者否认了这一说法。

　　何平、刘密均表示，经过多方了解，现场只有陈绍红的位置可以击中死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庭审不出示枪击位置图？其他民警自称所在的位置，有没有提取到相应的弹壳、弹丸？”陈绍红提出疑惑。

　　他称，据他了解，有两名村民看到了某民警在厢房内朝梁必钦的方向射击。

　　但这没有改变法院对陈绍红的定罪量刑。2001年，陈绍红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申诉被驳回。

　　2005年12月，陈绍红假释出狱。2008年，假释考验期满，他开始向多个部门反映情况。

　　但因地区调整，负责终审的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撤销。事隔近10年，当初的办案人员大多也调整岗位、退休或去世。

　　2012年8月，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受理了陈绍红的刑事复核申请，并为其做了笔录。时隔一年多，检方人士告诉记者，该案目前还处于内部初查阶段，尚未立案。

　　而在当年的案发现场，房屋已无人居住，目击者大多外出打工。死者的弟弟告诉记者，他们家后来分好几次获得了赔偿。

　　一些认识陈绍红的民警依然有些可惜：他工作勤恳，但是“个人英雄主义比较浓”，当时不应该开枪示警。

　　尽管时过境迁，但对于陈绍红而言，这件事成为他的心灵包袱。他说，希望能通过法律途径，把公民的疑问彻底搞明白。

　　刘密告诉记者，该案经过专案组内部讨论，不是一两人说了算的，“退一万步，就算公安错了，难道检察院也跟着笨蛋？”

　　他称，专案组其实已找到击中死者的弹头。“如果打一枪，可以认定过失致人死亡；他打了两枪，还有什么话说？但是，哪一枪打中他的头部，这个保密。”

　　“我不让他知道我们找到了弹头，我为什么要把案情告诉他呢？法院也不讲。”刘密表示，嫌疑人应该把作案过程如实交代，但公安可以讲也可以不讲，“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把案情都告诉你。”

　　“如果案子搞错，我们要负法律责任，这是永远追究的。”刘密说，2011年，上级曾就此事成立工作组，但是没有发现问题。

　　(作者 卢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