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早报讯(记者 陶海华 赵劲松 蒋银花 王世杰) “留守村”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阵痛。在各方的努力探索和实践下,随着广西一些特色产业的发展,一些“留守村”吸引了青壮年从打工城市回流,“留守村”成为了过去。而城市化的辐射,也让一些“留守村”逐渐消失。
发展特色产业 村民纷纷返乡
兴安县严关镇清水村村民肖先生,2009年前一直在南宁打工。孩子留守在家,由其58岁的母亲照看。如今,他已回到兴安,有了一片自己的葡萄园,年收入超过百万元。肖先生说:“最高兴的,还是能在家照顾小孩和老人了。”
类似肖先生的情况,在兴安并非个例。截至2012年,该县创建葡萄协会、葡萄专业合作社31个,葡萄产业已成为该县的支柱产业。其中,通过协会、合作社销售的葡萄果品占全县总产量的77.3%。葡萄产业的发展,使许多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
田阳县田州镇兴城村也曾是“留守村”,但经过多年摸索,成立了番茄生产合作社,该村的“壮乡红”番茄品牌,打入了全国市场。
“种番茄比打工挣钱,村里没有人愿意出去打工。”该村村支书黄子刚介绍,仅种番茄一项,2012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2860元。
该村有一名村民,以前在深圳、珠海等地打工,月薪四五千元。大城市的高物价、高房价让他觉得难以扎根立足,2012年,在外打工10年后,他回乡种番茄,两年下来,已经赚了10多万元。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罗树杰教授认为,参考台湾等地的经验,在城市化发展中,政府应该培育、扶持一些乡村特色产业,帮助农民建立农会及合作社,积极提供技术信息。另外,培育乡村旅游的市场。当地产业发展起来了,农民工自然会返乡发展。
罗树杰教授介绍,广西的一些农村已有经验可循。比如,坛洛香蕉、田东芒果、阳朔金桔、兴安葡萄、象州桑蚕等特色产业,当地逐渐发展建立了合作社,农村经济发展带动了村民自治发展,当地的农民多在本地发展,留守现象相对少了。
城市扩张辐射 留守村成空壳
除了“回来”,农村一批人“走出去”后,选择了在城镇生根发芽。不少“留守村”逐渐变成了“空壳”。
不少打工者都意识到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带来的现实问题,大家都想方设法把两者带到身边。比如,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就有一条“北通街”,100多户浦北县北通人选择了在外乡安居乐业。
今年45岁的朱子维是浦北县北通镇人,在广东中山打工、创业已有20年,如今他已在中山开了一家塑料加工厂。“孩子和老人都接过来了,一年只回一两次老家。”朱子维说,如今村里都是“老弱病残”,办个红白喜事都找不到年轻人,村里已变成了“空壳”,他担心过些年村子会名存实亡。
近年来,城市的扩张辐射,也让部分“留守村”消失。比如,玉林市正推进“玉—北—福”一体化,城区的框架不断扩大,城镇化的速度、规模、品质不断提升。一夜间,不少“留守村”村民变成了城市人。
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周可达分析,“留守村”是城市化进程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再过5~10年,“留守”这个问题或将不再存在——早些年,村民多半是有了孩子之后迫于生计才外出打工,孩子只能留在老家;而现在外出打工的“80后”、“90后”,大多是在城市结婚、生子,孩子就带在身边,留守问题没有上一代那么突出。
农民工“回巢” 亟盼公共服务均等化
周可达认为,目前来说,城乡二元结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良好的社会资源、公共设施都在大城市;加上乡镇企业少或不景气,村民在乡镇、县城找不到合适的岗位,只能到大城市去寻找机会,这是造成“留守村”的主要原因。
“如果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努力提供就业机会,全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钱,就不会考虑外出打工。”周可达举例说,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非常发达,村民大多在家门口上班,还有公司的股份,年底可以分红,没有人愿意丢下父母孩子往外跑。现在正在进行东部产业转移,一些县城、乡镇也引入了大企业,农民工能否“回巢”,关键是要看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化过程中,涌现出大量的进城农民工,政府部门在制度设计方面,如何体现公平、如何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罗树杰教授指出,政府方面需要付出的努力还很多,比如加强进城农民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完善市场秩序,保证农民务工时的权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其后顾之忧,给所有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
政府方面也认识到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作出相应对策。据报道,今年10月24日,自治区政府召开城市化工作专题座谈会,分析研究我区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自治区政府领导指出,要抓紧完善新型城市化发展规划,出台配套政策,大力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加快城市化,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