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过多次著名的大撤退，如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震撼人心的一次。在中国，有实业史上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但就战争难民的颠沛流离而言，1944年秋的桂(林)、柳(州)大撤退，可以说是最为悲惨的一次。

▲美国《生活》周刊桂柳大撤退图片报道一

　　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开始。5月27日，日军在湘北发动大规模攻势，这时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正在重庆召开。一天，白崇禧召集黄绍竑、黄旭初、程思远等桂籍要人到嘉陵新村李子坝8号白府会商时局。各位判断敌人为了支援南太平洋的军事行动，必然要打通粤汉路，桂林、柳州也可能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广西必须预谋应付。6月4日，黄旭初飞返桂林。6月15日，张发奎在柳州召集广西党政军负责人开会，决定桂林、柳州应及早疏散。6月26日，日军占领衡阳机场以后，桂林开始疏散。

▲最后撤离之时炸毁的柳州铁桥

　　6月，柳州成立了疏散委员会，制定疏散实施办法。规定过境旅客留柳时间不准超过半月，以减少城市的压力。7月的一天，柳江县县长杨盟在《柳江县政府拟毁各科室卷宗册》上签了“焚毁人杨盟”。一把火，几千件档案付之一炬。18日，商界首先奉令停业，组织疏散。20日，在乱轰轰的撤退声中，《疏散声中看柳州》一文报道了柳州的动荡情形。人们刚从湘桂流亡出来，脚跟没有站稳又被逼着走。街头谣言多得很，社会悲剧不断产生。自从桂林疏散以来，柳州顿时热闹起来。首先住的问题无法解决，旅馆家家客满。柳江上的篷船，每夜要二三百元也住满了。房租更是惊人，一座三间的木板房每月要5000元。许多文化人也从桂林疏散到这儿，有金仲华、艾芜、司马文森、穆木天等，《衡阳大刚报》七月十日在此复刊，还有几个报馆要搬到这儿来出版，于是柳州的文化界也热闹起来。文化界扩大抗战宣传委员会主办过音乐会，发动过国旗献金。另一面，是“乐而忘忧”，珠江水上食堂拥挤得有时候要等上一个多钟头才有空席，五六千元一桌的筵席很平常了，能受用的当然大多是生财有道的暴发户了。

▲美国《生活》周刊桂柳大撤退图片报道二

　　随着日军南进，大量难民像潮水般一拨接着一拨从桂北地区涌入柳州。接着，滞留柳州的外乡人，还有本地居民也开始了大疏散。8月中旬，滞留在城站等待乘车的难民竟然有万余人。这时，只有一纸疏散命令，而并无具体可行的办法，使得疏散极度混乱。利用国难大发国难财的不乏其人，只是因为疏散证上未经盖章，有难民在柳州南站海关关卡被私诈了10万元才予放行。一张1129元的二等车票在黑市就倒卖到1万元以上。到了9月上旬，城区实施紧急疏散。10月21日，下令实行强迫疏散，限于3日内离城。交通动脉柳江铁桥也在最后时刻炸毁了。

▲美国《生活》周刊桂柳大撤退图片报道三

　　11月3日，程思远从重庆飞抵柳州时，正是大撤退进入高潮的时刻。桂林已兵临城下，危在旦夕，柳州正在进行紧急疏散。程思远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的情形：“人群便像百川汇海一般涌向火车站。万头攒动，漆黑一团，争先恐后，蜂拥向前，秩序混乱极了。”

　　不论外来的难民还是本地的民众，都在携儿带女，四处逃离，所有家庭都陷入了极度恐惧中。仅在撤往贵州方向，就有四五十万人颠沛于路上。撤退的工具如火车、汽车、马车、牛车、板车、人力车及古老的独轮车都用上了。沿途因火车、汽车出事及病死、饿死的不计其数。惨景如时任166师参谋长的曹福谦在《湘桂黔大溃退目睹记》的描述：

　　这时逃难的人成为“人流”，你靠着我，我依着他，他挤着你，一个一个肩并肩，日夜不停地向前蠕动。旧社会“赶场”、“逛庙会”的人，还没有湘桂大溃退时逃难的人多。公路上填满了人，你走路想快一些是做不到的，有时连开步的空隙地方都找不到一小块。人人都直着脖子呆呆地向前蠕动，到底走到那里去，谁都不知道，只管向前移动就是了。造成这种人流的惨景，真是难以笔述。人走不动横卧在公路中间，后边的人就踏在倒下去的身子上走过去了。有时先倒下去的人将后来者拌倒，一连倒下几个，这是常有的事。难民的脚肿得很大，就用破棉花包着，像骆驼似的，举得高高地，左摆右摇地摆着走。大人小孩饿死在路上，死后肚子却膨胀得大大的像一面“鼓”横在公路上。父不能照管子，夫无法照管妻，我走我的路，你死你的，虽至亲骨肉，不能料理一下后事。前边走的人死了倒下去，后边来的人还是踏在死人身上，或避过去仍然继续走，决没有人叹一口气或问一声“是怎样死的”。

▲美国《生活》周刊桂柳大撤退图片报道五

　　作家秦牧也是难民中的一员，他在《混乱的“湘桂大撤退”》回忆说“听一位朋友讲到一件更令人悲伤的事，有一个人被突然开动的火车轧断了腿，痛苦不堪，竟拱手哀号着：“哪个有枪的，赶快行行好补我一枪，求求你。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持枪者，果然拔枪朝他的心窝开了一枪，然后扬长走了。”《新华日报》1944年11月6日登载了记者萧佳令10月4日发自贵州独山的报道《桂筑二千里》，其中这几段文字，可见当时难民撤退的悲惨景况：“我们挤在这列长车的最后一节车厢的车顶边缘上，白天一任风吹日晒，夜里冷得发抖。最难堪的是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稍一不慎，就会摔下车来。我们的附近坐着一位湖南人，晚上打瞌睡跌了下去。他的妻子儿女终夜大哭。记者与友人手靠拢手，互相关照，或者轮流讲一些笑话，以刺激过分疲惫的精神，强自挣持，于九月十八日午刻到达柳州。柳桂之间，全程不过一百六七十公里，平时一夜即可到达。这一次却实足走了六天。”

　　古语云：苟全性命于乱世。逃难，这是芸芸众生面对兵燹祸乱时天然的选择。在桂柳大撤退之时，美国摄影记者拍下了难民流离亡命的一组组照片。这些照片很快就刊发在美国的报刊上。《新华日报》以《柳州流民图—国内报纸不能看见，美报倒用大幅刊载》(见图五)为题述评说：“(中央社纽约十六日合众电)美国全国午报和时代周刊、生活画报和每周新闻各杂志，今日都刊载中国战区的大幅照片，所占篇幅，比任何其他战区的写真为多，照片是新闻画报摄影记者甘包勒所摄，图中可见难民在日军围攻柳州时逃难情形。这一照片曾分送给美国各通讯社，同时并分发全国各地，纽约报纸都用显著篇幅刊登照片，有用全面篇幅载出的。美国《生活》周刊1944年10月20日这一期刊登这组题为《中国生活：广西桂林、柳州战役迫使群众撤离》的一组照片让我们再度回顾那一段悲剧的情景。记者亲眼看到这一景象：“人们在战争临近时又开始疏散——步行，乘坐黄包车、马车或者火车。虚弱有病的人躺在路边，甚至死在那里而无人过问。一旦能乘上车，人们害怕失去座位，无论如何都不愿出车外，所以恶臭难以忍受。人们一层一层地挨着，以至于底下那层的人窒息而死亡。哭喊的婴儿被绑在车杆上。”这些，都是逃难者所亲历的情景。

　　11月初，10万日军围攻桂林，桂林守军2万官兵拼死抵抗，经10天浴血巷战，11月10日桂林陷落。同一天，柳州也陷入敌手。数十万军民夺路向桂西北逃难，被日军尾追入贵州境内。

　　次年，美国记者格兰姆·贝克沿着贵州往柳州的铁路线路行进时，记下了他的所闻所见：“去秋今春，从华南各地来的数万难民惨死在此路沿线，成堆的尸骨已被铲进沟坑，已被今年的野草所遮盖，但路边的村镇，到处留下了死亡的痕迹，它们被撤退中的国民党部队，被美国的爆破小组，被进犯的日军或是被十四航空队的飞机接二连三地坚壁清野，已烧毁一空。”他是美国新闻处的官员，亲身见闻，并对这次难民大撤退有真实的报道。

　　桂柳难民大撤退，是中国抗战史上，同时也是中国难民史上极为悲惨的一页，应该铭记。(刘汉忠)

　　(本版资料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