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高考，这些“新闻”照例归来：“家长血拼高考房，民宅1天2千酒店价格翻6倍”；各地纷纷出台限行或交通管制措施，为高考顺利进行保驾护航……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高考季现象，可用“草木皆兵”来形容。在此背景下，近日来自北京交管局的一则消息，或许让人略感几分“违和”：6月8日当天车辆限行尾号为1和6，往年送考车辆持准考证可免罚，今年则需遵守该市机动车限行规定。

　　时间若拉回到2003年，类似不特殊对待送考车辆的做法，或许让人难以理解。彼时有新闻称，“交警将对考生专车优先放行”，北京市公交总公司负责人也表示，要按照50周年国庆阅兵包车的标准要求，一辆车不能少，一辆车不能晚，并制定出具体工作预案和应急方案。

　　囿于高考在当下之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高考期间无论是相关部门，还是企业、个人，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无疑是必要的。但不特殊对待送考车辆与为高考服务并不矛盾，而是一种多方权衡下的理性回归。

　　以高考期间的交通保障为例。在拥堵路段加强疏导，以保障正常通勤效率是必要的，但像不少地方动辄拿警车为高考车辆开道，就有点过了。且不说警车开道有着相应规范，不能随便破例，如此兴师动众也难免徒增考生的心理压力。至于限行，更是一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在无必要的情况下，也不该随意打开豁口。如果赋予送考车辆特权，无异于刺激送考私家车辆出行，对于提升交通通达度并无好处。再说，区分送考车辆所带来的管理成本与争议也在所难免。

　　围绕“服务高考”的种种极端做法，其实是“高考综合症”的表现。这首先源于高考被赋予的重要性；其次，则源于一种管理上的机械化，即整个社会习惯性地进入高考模式，而对于保障措施的合理性往往缺乏理性研判。这其中既有管理水平的问题，亦不乏动机的偏差。譬如对于相关部门而言，无论在降噪，还是交通保障上，若出于政绩考量，往往容易做过头，而忽视对社会综合效益的权衡。这样一种过度反应，还具有传染性和刺激性，如个别考生家长在英语考试听力时间作出堵路的举动，显然就受此大环境的影响。

　　高考期间整个社会呈现出轻度“癫狂”，漠视规则与权利，信奉“高考压倒一切”，亦有集体社会的某种烙印。在过去，高考主要是“为国选才”，在这个宏大目标下，社会资源的动员和调动与无条件配备自然顺理成章。然而到了现在，高考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为自己“出彩”，因此在顺利参考上，个体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随着个体意识的增强，整个社会对于“一切为高考让路”的做法也会展示出更多元的态度。就此而言，社会的高考气候也该有更理性的回归。

　　若真正站在考生角度，过度保护在很多时候往往适得其反。高考期间，考生的心理紧张感也随之达到顶端，这时他们渴望的外部帮助，恰恰是减压。但各种草木皆兵的做法反而强化了整个社会的紧张感，看似在为考生服务，却可能“好心办坏事”。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社会对于高考的准备应该抱有这样的从容心态。当社会资源的整合、动员与保障考生的正常心态之间形成最佳的平衡，才称得上最好的“为高考服务”。这也有利于整个社会更理性更从容地看待高考。当然，从根本上，我希望高考制度改革的跟进以及青年成长成才道路的多元化，能真正稀释社会之于高考的过度紧张感与过度保护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