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斗殴、偷窃抢劫、故意伤害……很难想象，这些较为“专业”的犯罪行为，有的实施者会是青少年。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的情节恶劣性、社会危险性，日益引起舆论关注。青少年犯罪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校园教学秩序、威胁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更是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
作为祖国的花朵，一些本应备受呵护与关爱的青少年，为何会提前“凋零”？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数位专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解密这些迷途青少年的内心世界。
青少年犯罪极易受到“同辈感染”
多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的“暴力化”倾向愈加明显。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赵颍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称，在她近年遇到的相关案例中，除了常见的盗窃、“两抢”等类型，在故意伤害、聚众斗殴等团伙作案里，青少年使用砍刀、水果刀、电棍等作案工具的情况经常发生，社会危害较大。
例如2011年11月，16岁的职高学生小莹(化名)与同学发生口角，小莹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男朋友张某，张某便找来吕某、刘某、沈某三人，持刀将该同学砍成轻伤。
同时，据西城检察院提供的数据，青少年犯罪中，具有暴力因素的抢劫犯罪，占到了侵财性犯罪的80%。
此外，赵颍告诉记者，青少年犯罪的“杀熟”现象较为突出。低龄犯罪者往往选择自己的同龄人予以欺凌，甚至是同班同学。在校期间产生的小摩擦，也可能引发事后报复性行为。
她分析，由于未成年人喜欢结交朋友、容易拉帮结派，在实施犯罪时往往存有恐惧心理，故青少年犯罪多依仗“人多势众”相互壮胆，利用团伙之间的相互感染，强化犯罪心理和动机。
“在西城检察院办理的校园周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仅有两件为一人作案，其余均为共同犯罪。”赵颍说。
西城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处长王媛媛补充道，“多人作案”的现象表明，青少年爱逞“英雄气概”，讲“哥们儿义气”，这也是近期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特征。
王媛媛举例道，在她经办的一个案子中，一名青少年喊上自己的两位好朋友偷摩托车，两位朋友仅仅因为“哥们儿义气”就答应一起犯罪。由此可见，同辈关系对于青少年实施犯罪行为，影响重大。
“压力越来越成为青少年犯罪的诱因”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处副处长郑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压力越来越成为青少年犯罪的重要诱因。“青春期的生理、心理特征，决定了青少年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差，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压力、矛盾、冲突，容易成为犯罪的导火索。”
“随着社会发展，竞争越来越残酷，所有人都像上了发条的陀螺，没有停下来的时间，青少年亦不能幸免。”她表示，家庭在为青少年提供丰富物质条件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繁重的课业负担、升学就业压力，也压得一些青少年“直不起腰”。
“相对成人而言，青少年思想不成熟、社会经验不足、文化程度有限，不能适当处理自身需求和社会限制的矛盾。一旦遇到事情，面对的压力往往要大于成年人，不能自我疏导，容易采用简单、冲动、暴力的方式解决，满足自己对物质的渴望、发泄一时的情绪。”郑艳总结。
她给记者讲了一个真实案例：因为担心爷爷后娶的老伴会争夺全家唯一的房产，刚满18岁的小伙潘某，把亚硝酸钠注入盒装饮料，送给“后奶奶”欲将其毒死，却被一五岁男童误喝后死亡。“此案中，潘某长期与父母、爷爷奶奶一家五口住在一套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条件较差，长期的经济、生活压力引发了他的犯罪动机。为了解决问题，他选择了最直接，也是最可悲的方式。”
像潘某一样因为财产问题而引发悲剧的青少年，不在少数。郑艳表示，在青少年犯罪类型中，财产类犯罪占50%以上，涉罪青少年大多没有生存技能，基本的衣食住行得不到保证。同时，又对犯罪后果并不清楚，才走上偷、抢之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迫于生存压力而实施的犯罪”。
除压力外，不良的外部环境和家庭、学校教育的缺失等外因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根据我院早些年的统计，涉罪青少年的犯罪外因中，家庭教育功能不完善为36.03%，法律知识缺乏为26.13%。”郑艳列举。
“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监护人的监管，自由度较大。又没有正确的引导，就很有可能出现是非认知上的偏差。”王媛媛补充道。而在赵颍看来，缺乏成年长辈合理的督促和引导，更可能导致青少年朋辈关系复杂，甚至与社会上的“犯罪高危人群”产生交集，从而走上歪路。
要经常主动地“走进孩子的心”
“一失足未必就成千古恨”，面对误入歧途的青少年，我们该怎么帮他们走出阴影？
郑艳检察官建议，这需要社会各方拿出更多的爱心和耐心，从三方面引导他们走上正途。
“首先，要真正重视压力问题。”郑艳说，家长、老师等一系列与未成年人关系密切者，都应该经常主动地与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思想动态，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疏导。
其次，郑艳建议，处于青春期的未成年人带有成长阶段性的特点，和他们沟通会遇到一些困难。这就要求从事青少年工作的人员，主动了解一些类似心理辅导机构的救助渠道，遇到麻烦时可以求助专业机构、专业人员，更好地与孩子交流沟通。
“最后，要特别关注已涉罪的青少年，防止他们因‘被惩罚’而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再犯心理。”郑艳说，家庭对于这样的孩子要不嫌弃、不抛弃，以鼓励为主，为回归社会的青少年营造一个宽松、积极的家庭氛围。司法机关则要从法律角度给予青少年最大限度的保护，防止个人信息泄露，贯彻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积极开展长期有效的帮教措施。
在宽容之外，司法机关也须展现其严肃的一面，让青少年迷途者“知难而退”。
王媛媛呼吁，应完善社会配套体系对未成年人加强教育，尤其是对14岁以下的孩子也要加以约束，预防青少年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等八种较为严重的罪行，才承担刑事责任。而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则不承担刑事责任。
“现在尚无完善的配套措施对14岁以下具有越轨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这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王媛媛告诉记者，“目前在校生能够接受到的法制教育，主要由学校承担，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包括家庭、司法部门等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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