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选修课把我们坑惨了。”西南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李佳(化名)叹着气说。

　　在学校的另一头，西南大学教务处文化素质教育办公室科长欧国凡一边整理着5000余份考卷，一边皱着眉头感慨，“现在有的学生，真是令人寒心。”

　　让他们烦心的，是被称为“读名著拿学分”的西南大学《名著阅读》通识选修课。从3年前饱受争议到逐渐被认可，欧国凡本以为课程已步入正轨，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今年这次考试，竟变成了学生和老师间“斗智斗勇”的闹剧。

　　“斗智”的考试和无奈的老师

　　2012年9月，西南大学颁布了《西南大学本科生阅读名著考核与管理试行办法》，其中规定，选修学生需在学校专家推荐的120本(种)、11类书籍中选择10本进行精读，通过考试即可获得两个通识教育学分。

　　试卷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写出自己所选10本书的书名和作者；第二部分需任选其中一本写出主要内容。而真正令李佳和同学们发愁的是第三部分——每个考场会指定考生共同选择的一本书，考生需据此撰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读后感。

　　李佳解释说，由于之前不知道会“被选择”哪本书，所以如果没有认真读完10本书，第三部分就可能完全动不了笔。然而直到考试前，李佳只读完了两本，身边的好友也大都没有完成课程要求的一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告诉记者“通关”的“秘诀”：一间考场只考一本书的读后感，意味着同考场考生的书目里肯定有共同的一本，只要在考试前找到同考场的同学，再核对各自的书目就能缩小范围。

　　事实上，这个“玄机”，很多同学早已发现，甚至已经研究出更为具体的应对办法。

　　李佳在某“前辈”的邀请下，加入了一个QQ群，群里497人清一色用考场号为名，以方便大家交换书目，甚至有“热心人”发布出自己整理的各考场可能考到的书目。最终，李佳锁定了自己的考试用书——《古文观止》。

　　5月23日上午，当李佳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平静地等待一场“预料之中”的考试时，剧情却发生了“神反转”。

　　监考老师在观察大家基本完成了第一题后，突然随机指定了一个序号，要求考场内的所有考生按照第一题中自己在该序号上所填写的书目撰写读后感。

　　李佳所在考场指定序号是7，她原本准备好的《古文观止》也变成了《罗马帝国兴衰史》。“当时大脑中一片空白，前十分钟硬是一个字都没憋出来。”李佳承认，自己只好乱写一通。

　　欧国凡告诉记者，因为考前学校获知了相关信息，所以老师们在前一天晚上紧急开会商讨出这一对策。

　　尽管如此，被考生“钻空子”的行为还是防不胜防。据监考老师反映，在第二场考试时，有人收到了前一场考试同学的“通风报信”，在写10本书的书名时用铅笔写，待老师宣布序号后擦掉，再替换成自己提前准备好的书。

　　考试中，有学生弃考离开考场、或是坚持使用铅笔作答。欧国凡和监考老师在办公室和学生谈心，劝他们返回考场继续答题。“其一是不想影响其他考生考试，另外，本来鼓励大家读书是件好事，我不想它变成学生和学校间的对抗。”

　　欧国凡说他和同事们正在“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处理好这次考试引发的骚乱，二是如何将这门课程的程序和制度继续完善。“但我们还在思考一个问题，该如何让学生们发自内心地喜欢读书、爱读书，而不是当作一种任务。”

　　活动、考试和手机疯狂挤占读书时间

　　大半年过去，连10本书都没有读完，李佳也有自己的苦衷。“其实我也算个文艺青年，高中读了不少书。但刚进大学那会儿，一股脑加了好几个学生社团，大部分时间贡献给了各类活动。”久而久之，李佳发现自己的生活被分割成了碎片。“经常是拿起一本书，又碰上各种事情。”李佳有些无奈，一年来，除了教材，她一共读了5本书。

　　而对于在北京读书的刘欣然，让她感到无奈的事则更为现实。

　　刘欣然是中国地质大学科技英语专业大三的学生。 “正面临着一个抉择”的她“根本没有心情看书。”她想考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科技类英语专业硕士，以便将来有更多更好的机会留在北京。

　　每天在图书馆里坐到腰疼，面对着成摞的专业书和习题，刘欣然形容自己“每天回到宿舍之后就有一种大脑被榨干的感觉”。晚上回到寝室，她会习惯性地打开手机或电脑看看电影和综艺节目。“大家都累，没人愿意在读书上消耗脑力了。”

　　不仅考研、考试、上课填满了她的大部分时间，考证也分散了她很多的精力。已经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专业四级的她正在为专业八级证书而奋斗。

　　“考研结束后，我还要试一试人事部的口笔译证书。”在她看来，北京的竞争很激烈，没有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就没有底气。

　　除了社团、升学、求职的压力，手机也悄悄“偷走”了大学生们的时间。

　　接受采访时，中国传媒大学俄语系的方庆乔正在备考期末，但她坦言，即便是在期末，自己这个“手机重度依赖症患者”也会经常刷手机。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天睡觉前肯定会刷手机，看看微信、微博和各种新闻客户端的推送。她开玩笑地说道，“现在每晚不被手机砸两次脸都不习惯入睡了。”

　　不仅如此，早上醒来之后的第一反应也是拿起手机，课间会刷，遇到不喜欢的课，有时会看上几乎一节课。“感觉自从有了手机之后，都没有阅读的耐心了。”在上大学前，方庆乔曾给自己设定过每周一本书的目标，“可惜从没实现过。”

　　2012年，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博士生导师芮必峰发微博称，规定研究生3年读100本书才算及格，300本则是优秀。这个规定曾在网上引起争议。有网友评论说，“这是让学生翻书还是看书？”

　　芮必峰则对这些质疑声不以为然，他当时回应称，他算了一下，是3.6天一本书。一天8小时睡觉、2小时吃饭，研究生上半天课4个小时，剩下10个小时刨掉两小时上网、谈恋爱的时间，还剩8小时。3.6天就有30个小时，20万字的书读下来没有问题。

　　大学生的理想空间不该被现实挤压

　　“在我们那个年代什么也没有，能够接触到的媒介只有书。”芮必峰清楚地记得，自己进入大学时，安徽大学图书馆馆藏有限，许多经典读本成了当时学生们争相借阅的宝贝。

　　某天晚上，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林从父亲的朋友手中借到了一本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芮必峰便赶忙借来，并约定好第二天下午就要还。他算了算时间，便和其余6个室友约好，每人只能看两个小时。满两个小时后无论如何都要传给下一个人，他们晚上通宵达旦地在路灯下读完了书，一直到次日下午两点。

　　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刘运峰同样感慨，1983～1987年自己在南开大学读本科，学校给每人发放4张借书证，每张借书证只能借一本图书。而只能外借4本书根本满足不了同学们的阅读需求，他们只能尽量多地在图书馆内阅读，“所以，如果不在开馆之前就排队占座，基本很难抢到位置。”

　　刘运峰说，那时候如果有人在寝室里待着“是一件非常让人看不起的事，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会被人认为不求上进。”

　　2015年6月30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525名在校大学生开展了一项调查，覆盖了27个省(区、市)。调查结果显示，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除去教辅书籍，37.15%的大学生阅读图书量低于5本，其中6.13%的人课外阅读量为0。

　　而第十二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量为7.78本。

　　芮必峰在采访中直言，“我有切肤之痛，现在考上来的学生，一些基本上只读教科书，课外的、真正的经典读得太少，这是现在所有学生的通病。”

　　芮必峰还认为，这与应试考试制度和社会环境有关，“整个机制太急功好利，只训练如何应试。”同时，他觉得，现在大学生的理想空间被现实挤压，陷入阶段性的混乱在所难免。

　　刘运峰则认为，大学生大可不必被就业形势绑架，即使从就业的现实角度考量，读书带给人的思辨、表达和文字功底依然会是人才市场上受人追捧的要素。现在大学生都有文凭和学历，真正可以让学生得到认可、在工作岗位上脱颖而出的恰恰是通过读书沉淀下来的能力。

　　“有些事儿功在事外。”刘运峰说，广泛的阅读对专业学习也是有益的。“就像建筑学最终要掌握的是文化和审美，医学最终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人。专业的理念和人文关怀依然需要在书中获取。”

　　“人为什么要读书？并非只是工具理性在起作用。”芮必峰说，他并不反对功利性的读书，因为书只要坚持读下去，自然而然地就会“达成人生的修炼”。但更重要的是人生境界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