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岁月的大后方柳州，战争背景下注定发生剧变，出现了始料未及的急剧膨胀和“繁荣”。如此巨大的动荡与变化，为柳州之前的历史所未有，不论从文化、经济、民生等方面，都是如此。战争结束之后，随着复员大潮的出现呈现消退之势。但是，这些斑驳复杂的色调，已经融入这个城市的血液之中。

1945年，机翼下的柳州（资料图片）

　　难民像潮水一般地涌进

　　西南水陆交通要道的柳州，随着湘桂、黔桂铁路相继开通，它的地理位置益显重要，成为战时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还是在1938年的9月，一位名叫邓瀚均的过客感觉到了这个城市急速的变化：“到那里的人，一天多似一天，房租陆续涨价，旅馆永没有空房，饭店的饭无论煮多少，一点也不会剩而且还不够。过路的人常常找不到房间，有些找不到房间的客人还情愿拿钱来租旅店的铺面作暂时住宿的处所。公路局的售票窗口是永远挤满了人。”柳州日报上正好有这个月人口迁出迁入的情况公布：“在一个月内，迁入1496人，迁出共851人”，即净增加645人。人口的急剧增加与这位旅客的感觉是吻合的。

　　随着战事变化，难民像潮水一般地涌进柳州，又退潮似地流出柳州。消消涨涨，城区居住的几万人口最高时几乎增至20万人。过路客人要在柳州住下来，并非易事。林冰先生在《旅行杂志》介绍柳州旅馆住宿情况：

　　来来往往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都在旅馆里老等，以致每天空房甚少，到得稍迟者即有抱向隅之虞。万一到得太迟，旅馆宣告客满之后，还有一条路，就是利用摆过柳江进城去的那些船，船有摆渡船及游艇之分，摆渡船较小，怕不会有人去利用它，也还用不到。游艇比较大些，在船上过一夜至多不过法币三元，可以供给被褥，住二三人，招待也很周到，是另有一番风味。过路客大可去一试新鲜。

　　物价上涨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徐悲鸿夫人蒋碧薇的父亲蒋梅笙也是在1938年10月经过柳州，下榻于民生旅舍。这里，房价之贵让他吃惊不小：“我和华君住的一间房，要国币二元一天，还只有一床一木榻，一切设备的简陋，都不成现代化，而价格则已等于京沪了。”饭菜的滋味也让他不甚满意：“晚饭我们打算吃得略丰一点，以补几天的枯淡。便渡江到一家高大菜馆新柳江者，去吃了一顿饭。花了国币两元多，但总不及京沪的滋味好。”滋味的好否难免有家乡的情愫在其中使然，只有公园里的景致，才让他感觉到怡然自得：“与华君及他朋友张君渡江，至柳侯公园，大概就是罗池庙古迹。内中花木茂盛，池亭位置，都楚楚可观，比较桂林公园，优胜多多！我们在亭上品茗清谈，亭前芙蓉盛开，亭左芭蕉，结实甚蕃；时有美丽蝴蝶，翩翩飞过，不觉心静意怡，忘了风尘劳顿！”

　　战争却让远离战场的柳州城显得极为拥挤。随着大量难民涌入，吃与住的供应能力极为紧张。房价飚升，难民叫苦不迭。一位难民因此在报上(柳州日报1938年12月1日)呼吁：

　　迩者避止本市，或路经桂省之难民，日见挤拥，孤苦无依，啼饥号寒，吾老吾幼，何以堪此，何以堪此。而柳州位居湖广滇黔公路之交点，为向内地逃难所必经。因之各旅店客栈，均以居奇而垄断。一般奸商乘机加价，改收大洋，比之已在价目，几至特加两三倍，而房间之设置则较前为简陋，侍者肆意傲慢难民，嗟嗟。际此国难当前，而竟有人乘机发国难财，对难胞漠不关心，深愿贤明之当局有以取缔之。则避难同胞受惠何止一身已乎。

　　百业“兴盛”的物资中转地

　　城市的变化，无不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在林立的饭店旅馆中，有1938年夏由几位流亡学生开办的七七饭店，在河南路上段(今驾鹤西路)开业。一位记者写道：“初游柳州的印象，深感柳州已经都市化。柳州市上，有‘北平饭馆’、‘天津饭馆’、‘天津流浪饭馆’、‘一二九平津饭馆’等等，都是抗战中产生的。”虽然如“天津流浪饭馆”这样的，“是一群北方人开设的，没有酒菜，只备几样面食，显然只是几个人藉以对付流浪生活而已。”其中，“巴黎酒店”这样的就明显流露出西化的色调；还有江边“泉胜酒吧”，中式小船，洋文招幌，成了柳江边一道别致的风景，这些都是时代化的迹象。城内商铺林立，旅馆、饮食等各业兴盛，市面呈现出畸形的繁荣。形形色色的广告，表露出这个城市活力的同时，也反映了竞争的激烈。

江边的“泉胜酒吧”。中式的小船，洋文的招幌，成了柳江边一道别致的风景。

　　这时期，沦为战场的地区撤退而来的工厂相继开办，有中华铁工厂、交通部柳江机器厂、捷和钢铁厂柳州分厂等。柳州因此很快就成为战时电力、机械工业区之一。民营工厂在这一时期发展较快，到1943年有52家，主要为机器、印刷、卷烟、建筑、纺织等行业。1943年1月中美油漆厂在柳建立，推出的产品“三轮”牌磁漆在短期即广销全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3年10月29日，中国工程师学会百名会员来柳考察，对广西省建设厅拟在柳州建立西南重工业中心计划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巴黎酒店，日军从柳州撤退时焚毁。

　　抗战时期，柳州成为西南大后方进出口物资的中转地。1943年2月，因为桂粤通海线路完全阻塞，各地商人争相来柳抢购进口货，这时汇入银行的款项比汇出多一倍有余。最能反映那个时代商品交易特色的经纪行在柳州取得了极为兴盛的发展。金融行业吐纳巨量资金，与经纪业相互作用，大大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仅是在1939年，中国银行柳州支行、中央银行柳州支行、交通银行柳州支行、广东省银行柳州办事处先后在庆云路、培新路及柳江路开业。而到了1944年，还有美丰银行、聚兴诚银行、中国工矿银行柳州分行、中国农工银行柳州办事处、建业银行、兴文银行等陆续开业。发展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战争让中国的经济严重恶化，这种情形当然也迅速地对柳州这个经济敏感的城市发生影响，使得柳州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动荡与创击，难免让它染上了恐慌的色彩。1939年4月，日货流入柳州开始增量，到了6月，平均每天达2000担之多。12月，柳州因此而成立了查禁敌货委员会。1942年8月，敌伪指使汉奸扰乱国统区金融市场，大量假钞从东泉、中渡等地流入柳州。1944年2月间，柳州农村的米谷进城数量减少，一时米价发生剧烈波动。米行商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柳江县府下令禁止酒商用米熬酒，同时派出纠察队检查粮商积米，规定不得储备3个月以上的粮食。2月29日的《新华日报》即以《柳州米价发生激烈波动》加以报道。3月，市面又出现谣言，传说银行限制提出存款，一时间各银行发生挤兑现象。到8月，桂柳大动荡之时，柳州市场上游资活跃，有权有势者乘机收购无法疏散的货物，当作行李免费免税运到云贵川等省大牟其利。

　　城市的色调发生了变化

　　随着大量各色人群的注入，城市的都市化自然影响到了社会风习。也是这位叫邓瀚均的旅客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人民生活原是很朴实的，但现在人都到了，把各都市的奢侈气都带进去，人们耳濡目染，已渐渐变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只是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

　　战争还让外地一大批文化、教育、军事等公务机构移驻或过往柳州，外乡人群，还有外国人士，也就相应带来了各地的特色。当时，在柳州只待了一周的格兰姆·贝克先生就在一次躲空袭时从小孩子的称呼用语中观察到这样的情况：

　　过了一会儿，山下一些玩游戏的孩子们在我背后模拟着空袭，挥手叫着“嘣、嘣”，彼此打耳光。当然，他们一看见外国人，就立即停下来，用他们所想像的外国话，“叽哩咕噜”地和我逗。“叽哩咕噜”是中国人对外国话的通称。在那些熟知英语的城市里，孩子们通常和外国人逗，都喊些“唉，比，塞，意思、意思”之类的声音，那大概是由“A，B，C”、“Yes，Yes”演化而来的。可这些柳州孩子却不断发出“郝勒儿，郝勒儿”这样的卷舌音。后来我得知一九四○年，柳州听到更多的外国话是俄语。那是由于苏联顾问与地方的国民党军队发生联系的原故。那些孩子可能是在试图说“赫勒儿”即“好”的意思。

　　这就是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无声无息地发挥着作用。

　　在这膨胀而又拥挤的城市里，各种文化和经济的信息就像酒发酵一样迅速传递着，为柳州的城市文化注入了丰富而驳杂的内容。既有声有色，又形形色色。(刘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