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筹建亚投行，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3月12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而后，法，德，意，卢森堡，瑞士等西方国家相继加入，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尽管被美国施加了较大压力，也有极大可能加入。可以说，亚洲最大的投融资平台正式宣告诞生。

　　上海直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希军认为：亚投行的建立，极大的促进了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能力。在亚投行的运营模式上，郑希军认为，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为“大P2P模式”。

　　在该模式中，以中国，英法德，瑞士等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为代表的“投资方”，很有可能因为国内投资项目饱和或投资成本过高而出现“有钱无处花”的局面。

　　另外一方面，亚洲还有许多迫切需要资金进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以带动国内资源有效利用的国家，他们是平台中具有非常优质素质的“借款方”。相对于自然借款人来说，以国家为单位的项目多为具有极高价值的资源，在偿还能力上基本无需担忧。在风控环节，各国都会有最专业的部门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项目信息也更加的公开和透明化。

　　而亚投行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就是P2P平台和第三方资金托管平台的融合角色：审核所有设标信息，确保设标国家(即借贷人)在借贷资金后能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资源的高效开发和利用，从而即能加速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又能创造出绝对利益足够支付债务和利息，并通过各个成员国强大的资产担保保证投资人的绝对利益；而所有资金流动，是以亚投行为一个资金托管平台，所有资金均需流入亚投行，然后由亚投行再流出(即第三方资金托管平台)。

　　作为亚投行成立的反对方，美国首当其冲，利用各种舆论向同盟国和西方国家施压，为什么呢？郑希军认为：首先，长久以来，亚洲国家多作为高储蓄经济体存在，通过将创造出来的经济放贷给西方国家赚取小额利息。这是一种高风险低收益的模式，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西方国家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却是亚太地区。作为投资方，亚太地区国家只能赚取等同于储蓄的收益，却要承担类似于民间借贷的风险，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买单。亚投行的建立，则将亚太地区所创造的经济重新投入到亚太地区的建设中来，形成具有良性流动的资金链，促进了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其次，美国作为借款方，长期以来掌握着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动权，亚投行的成立使得亚太地区的经济极大程度的脱离了美国的控制，在帮助亚太地区夺回经济主动权的同时，增强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国际形象，对美国无疑是一种威胁。

　　同样的，对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而言，加入亚投行也能够弱化美国对其国家的经济影响，增强其经济所能创造的价值，因此尽管美国百般阻挠，仍无法阻挡亚投行成立并吸纳更多国家加入的洪流。因此，其转变态度，提议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合作，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妥协。但不管怎样，作为亚投行的发起者，中国在这场“大P2P时代“的博弈中，已经走在了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