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在尼泊尔巴德岗的一大片空地上，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援建的震后受灾民众集中安置社区正式开营。这是尼泊尔“4·25”地震后，我国民间组织第一次在尼泊尔设立大型的灾区民众安置社区，将与当地民间组织一起，为社区群众提供住宿、饮食、卫生、教育、心理、文化、生计等多元化支持性服务。
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灾民交流。资料图片
尼泊尔“4·25”地震后，走出国门开展海外救援的民间组织，除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爱德基金会这3家公募基金会，还有10多支民间救援队伍。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民间组织反应最快、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救援行动。”这是业内近乎一致的评价。
尼泊尔“4·25”地震发生至今已有一个月，大多数参与救援的民间组织已经或者即将撤离。他们是怎样参与到尼泊尔的震后救援的？在尼泊尔做了哪些工作？遇到哪些困难？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采访了部分参与救援的基金会和民间救援队。
信息协同机制没有发挥预想中的作用
爱德基金会秘书长助理何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作为国际救灾联盟的创始成员、理事和在中国的唯一合作伙伴，爱德基金会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就行动起来。4月25日14时30分，爱德基金会分别与国际救灾联盟日内瓦秘书处及尼泊尔成员机构取得联系，经磋商之后，决定参与尼泊尔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
同一时间，中国扶贫基金会也紧急启动“人道救援—尼泊尔特大地震及西藏地震响应救援”。第二天9时30分，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安建荣带队赶赴尼泊尔灾区一线，联系当地政府、国际组织及联合救援组织开展灾情评估，并建立一线救灾营地。
“这次救灾，大家很快就建立了一个自发的沟通机制，比如壹基金、爱德基金会、蓝天救援队，还有一些其他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说。
刘文奎所说的是“尼泊尔地震-中国社会组织信息协同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协同平台”)的建立。4月25日地震发生当晚，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就在北京师范大学召集成员机构代表和其他相关机构，召开第一次协调工作会。会议决定建立信息协同平台，紧急响应阶段信息协同机制也随后出炉。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立于2014年4月29日，芦山地震第10天，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联合发起，旨在促进基金会之间互通信息及协调行动。
刘文奎担任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现任理事长。尼泊尔地震第二天14时30分，他主持召开了信息协同平台第二次协调工作会。除了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员及其他有计划参与救灾的公益组织，参会的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办公室)、国际计划、亚洲基金会、英国救助儿童会等国际机构代表。
为了保障中国民间组织在尼泊尔的国际救援行动安全、有效、有序，协调工作会达成了五点共识，其中包括“尼泊尔地形地势复杂，语言沟通不畅，建议缺乏相关专业能力和救灾经验的队伍不要前往灾区”和“参与‘4·25尼泊尔地震’响应的中国社会组织应加强沟通和协调，做好信息共享和行动协同”。
地震发生后3天，紧急救援仍在进行的时候，身在尼泊尔地震灾区的媒体人王秀宁便传回消息说，中国民间救援力量在到达尼泊尔后遭遇了“三大难题：通讯极度不畅、交通协调困难、向导人员不足”，以至于一度沦为一个个“孤岛”，“尽管忙碌，但却缺乏一个整体行动中的坐标感”。
对于联合共识和协调机制在现实困难面前的乏力，刘文奎和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均不回避。刘文奎指出：“大家都是第一次出去，任何人都没有足够的资源为所有人提供服务，只能各自根据自己的优势，去找线索，把自己的工作开展起来。但未来，慢慢地大家就会形成一些共识，形成一些共同的行动规则。”而丘仲辉希望在下一步的救援工作中，“不只是要有这样的协调机制，还要能够发挥更多的实效，真正能够起到行动协调作用”。
尽管信息协同机制没有发挥预想中的作用，但是各个基金会依然进行了紧急救援、安置灾民、进行紧急医疗救助的工作。
到达尼泊尔的第三天，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安建荣在加德满都商业区泰米尔寻找餐馆为灾民安置点供餐的时候，偶遇在那里经营饺子馆的山东人王云鹏夫妇。得知情况后，王云鹏夫妇主动承担起为灾民安置点送餐的工作。随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又结识了做旅馆生意的康巴汉子洛桑夫妇，后者成为供餐项目的第二个合作伙伴。
通过与各个安置点的进一步协调，中国扶贫基金会在6个安置点建立起由灾民充分参与的供餐机制：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购买分发食材，每个安置点由10名左右灾民合作完成烹饪、食物发放和餐后的清理工作。供餐现场秩序井然，灾民相互谦让，至今已有约4.6万人次就餐。
中国扶贫基金会借助微信联系民间人士，得到了在尼泊尔的中国人和当地人的大量协助。营地需要医生，只需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消息，就会有尼泊尔本地医生主动前来营地提供服务。看到微信后，萨迦寺的两名僧人主动前来协助中国扶贫基金会做翻译工作。
爱德基金会作为国际救灾联盟创始成员和理事，在国际救灾联盟尼泊尔办公室的协助下，救援队深入尼泊尔灾区，了解灾情进展，调研灾区群众需求，克服多重困难将物资发放到当地有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目前，爱德基金会救援队员了解到，受灾群众最担忧的还是住所方面的问题，现在住在用防雨布搭建的帐篷里，闷热难耐。爱德基金会救援队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调研评估后，决定邀请专业工程师用铁皮和竹子为原料，设计出更为安全、简单、舒适的临时住所。
民间救援队暴露出的短板
深圳山地救援队是在尼泊尔“4·25”地震发生后，在较短时间内到达尼泊尔进行救援的民间救援队之一。
“深圳山地救援队是我们的前身，目前已经是注册为社会团体的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以下简称“深圳救援联合会”)，由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于2008年5月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发起，是一支全部成员均为兼职志愿者的民间专业救援队。”队长石欣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尼泊尔“4·25”地震发生后，深圳救援联合会第一时间启动队内预警，但由于之前没有国际救援的经验和对接渠道，先期只在信息员中开展备勤，并于4月26日组织信息员第一时间加入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工作小组，为在尼泊尔和西藏开展救援工作的其他国内民间救援机构提供信息支持。
4月29日凌晨，在向相关方面确认，当时生命拯救工作尚未结束、灾情排查进度缓慢，灾区对专业队伍仍有较大需求后，深圳救援联合会确定前往尼泊尔救灾并立即发布全员备勤通知，当日备勤人员超过40人。
4月29日16时，在广东省地震局、深圳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深圳市红十字会、深圳市急救中心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深圳救援联合会队员集结完毕，携带重逾两吨的破拆工具、医疗器械、药品、消杀防疫工具以及部分补给品，整队前往加德满都参与救灾工作，确定工作目标包括生命搜救、灾情调查、医疗救助、创建灾民临时安置点、维持基本物资供给及培训当地灾害自救志愿者。
4月30日当地时间凌晨零时58分，深圳救援联合会25名前线队员抵达加德满都，但由于赴尼航班实施物流管控，队伍携带绝大多数重型装备物资不能如期运送到目的地，就作出调整，不再将生命搜救作为工作任务之一。
抵达尼泊尔灾区后，深圳救援联合会第一时间前往中国驻尼泊尔领事馆、联合国尼泊尔总部、中国国际救援队基地了解灾情，获得联合国现场救援协调中心OSOCC邀请，参加各国救援队联席会议，被委派协同中国国际救援队在加德满都西北部开展灾情调查和搜救工作。
随后，深圳救援联合会派出了包括搜救、医疗以及无人机侦查小组共15人，配合中国国际救援队以及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英国等国家的救援队共同工作，实施搜索、灾情调查工作，探明了该区域的受灾情况。
此外，深圳救援联合会还进行了紧急医疗救助、应急物资发放、在灾民居留点开展防疫、消毒杀菌等工作。
“现在总结经验，最值得反思的就是缺乏跨国救援救灾的经验。”石欣说，“之前我们进行的都是国内救援，参与山野环境的救援行动和大型自然灾害救灾行动近50次，乘坐的航班都是从深圳机场起飞，这次到加德满都是从广州机场起飞，没有和机场方面提早做好物资交通安排，致使包括发电机、液压破拆钳等大批装备没有如期运抵灾区，限制了在灾区的工作和行动能力，未能实现部分预期工作目标。”
石欣说，需要反思的地方还包括：前后方信息员不足，缺少培训和工作流程，新队员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较弱，信息培训工作亟须加强，没有提前制定大型行动纪律规范并在日常进行宣讲，队员对部分纪律要求不了解、各方面信息共享不足等。
民间组织海外救援要做好哪些准备
深圳救援联合会在总结中写道，“4·25”尼泊尔地震的灾后救援，是国内民间救援、救灾组织第一次大规模出现在国际救援行动中，获得了国内外媒体和各界的高度关注，对我国国际软实力予以了充分的展现。
这其中有国内救援组织力量日趋成熟和壮大的必然性，但更大的偶然性在于，尼泊尔政府与中国良好的邦交关系，以及其政府行政能力、面对巨大自然灾害的自我修复能力太弱等因素。中国民间救援组织今后能否再次获得这样大规模响应国际救援行动的机会，仍然是个问号。
对于大多数民间组织来说，参与这样的国际救援行动，无疑是很好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能够了解国际组织在救援、救灾中的计划组织、评判标准、运作方式。
尼泊尔政府的行政能力不足，还体现在对救灾物资的管理上。由于是山地内陆国家，交通本身就不发达，地震后中尼边境道路被毁，前期所有物资都需要通过空运。大量国际救灾物资堆积在机场却无法被领取出来，使得绝大多数国际救灾组织在初期都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状态。
本次地震加德满都受到了极高的关注，但其整体城市破坏并不严重，只有局部地区有楼宇倒塌的现象，震后很快恢复了供水供电。偏远山区由于交通信息阻隔，得到的帮助一直很少，直到地震四五天以后，才开始逐步被各界所顾及，但最严重区域的救助，大多只能依靠直升机。
中国地震局新闻发言人米宏亮曾经介绍说，中国国际救援的“国家队”——中国国际救援队是经过联合国IEC(分级测评)测评过的、具备重型救援能力的救援队。
在他看来，对于规范化的国际救援队来说，到了灾区，除了要有比较强的搜救能力，还应该做到能够实现自我保障，也就是不需要受灾方的任何物资，而是完全靠自己的物资保障救援和后勤。
诞生于7年前汶川地震中的中国民间救援队，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中国国际救援队副总队长、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总工程师曲国胜对于中国民间救援机构展现出的出国救援积极性颇为赞赏，他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一是能判断大灾分布区域的态势，哪些是重灾区，哪些是利用民间救援队的优势可以快速抵达的地点；二是要加强保障能力，建立预案和归案，到达救援地点之后如何进行各方面的保障，比如信息的支撑，运输能力的保障，以及语言能力的保障，以确保能顺畅地进行国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