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昆明2月1日电(记者白靖利  杨绍功)新房更多，道路变宽，人们的腰包越来鼓。而与此同时，昔日亲切的乡音渐稀，曾经熟悉的故土剧变，幼时生活的村庄变得陌生。春节，千辛万苦回家的人们有些无奈地发现，梦中的家乡似乎渐行渐远。

　　在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江苏小康与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冯治看来，中国农村近年来的发展令人振奋，现代化进程更是历史的必然，与此同时，我们应思考，如何让这种转变的速度放慢一些，让过程变得更加温和、稳妥。

　　冯治说：“如果故乡的天空不再湛蓝，而是在烟花爆竹熏染中更加浓重的雾霾；如果农民只是带回外出打工的钱，却没有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如果城镇化只是换来乡音逝去、良田变工厂，那么，我们不是距离梦想更近了，而是更远。”

　　乡音：“小广西”家乡话一句不懂，一口京片子被认定是北京人

　　生活无疑变得越来越好，但也有了新的烦恼。今年55岁的梁国胜老家在广西南部的农村，在20岁的时候他就离家当兵并最终在北京成家立业。从青丝满头到白发满鬓，几十年来老梁的变化很大，回到老家许多人已经不认识他了。但他仍然改不掉一口乡音，就凭这一点，老家人觉得他没有忘本。

　　老梁是典型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由于求学、工作等原因，不少原本出身乡土的农家子弟逐渐定居生活在城市，随之而来的是从小就说的方言不再纯正，再往后的一代，则索性变成了普通话。

　　老梁的儿子小梁从小生长在北京，老家的桂南土话他一句都听不懂，一口京片子让村里的长辈认定他就是个北京人。只有每次在各种表格的籍贯一栏写下“广西”时，他才模模糊糊地认定自己的地域身份。

　　这是“二代城市移民”的普遍遭遇。按照籍贯来说，1998年出生的白涛应该填湖南南部的一个小村落。但他从小就生长在城市，一年只能回老家一次。现在他只会说两种话：普通话和所在城市的官方方言。

　　白涛说，每次回老家最苦恼的就是聊天。尽管长辈们常迁就他，用蹩脚的普通话和他聊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白涛越来越被“每次看到大家聊得风生水起自己却很难插上话”的情景困扰。

　　“80后”的曹文鹏吃饭间用极具湖南特色的“普通话”哄孩子。“周围的朋友都说普通话，我们老家话太别扭。”曹文鹏也觉得老家话好听，但现在不得不面临“以后孩子肯定不会说了”的现实。

　　乡音难以传承有点令老梁惆怅，他正开始用土话书写回忆录，“这些内容家乡人一看就都能懂，能记录下我们真正的生活。”但同时，他感到无助，“下一代人或许都不知道父辈们是从哪里来的了。”

　　乡土：到处是酒店、网吧、KTV、洗浴城，但地下水已不再甘甜

　　1月29日，记者由广东坪石火车站转车回家，大巴沿着107国道从坪石开往湖南郴州一六镇。目力所及，尽管还能看到一些垃圾，但坑坑洼洼的国道已经大有改观，不但安装了道路隔离栏，高大的路灯杆也立起来了。以城镇为核心，公路两旁的许多荒山野地里也建起了座座崭新的楼房。

　　某寿险公司员工黎红在西部一个贫困小镇驻点开展业务。这个8万人的小镇90%以上人口都是农民。“两三年前这里还是保险公司望而却步的地方，现在这个局面正在悄然改变。”

　　黎红说他的客户不仅有乡镇的企事业单位员工，还有普通的农民。因为担心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无人照顾，有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会为孩子和老人购买保险。“尽管他们所挑选的保险套餐多数是费用最低的，但是可以看出这个小镇在发生着城镇化的变迁，希望在需要大量资金时压力有所缓解。”黎红说，投资的变迁折射出农村在快速向城市转变。

　　许多由外地回乡过年的人说，家乡变化越来越像城市。“镇上新开了好多家酒店、网吧、KTV和洗浴城。”一位在东莞打工回乡过年的村民告诉记者。有了这些消费娱乐场所，许多年轻人的夜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不过，也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抱怨：“这些孩子，回来就见不到人，都到外面疯去了，连拜年都不想去。”

　　借助于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原本联络感情的拜年和走亲访友变得更加便捷，但也更加简单了事。“摩托车和汽车开过来，屁股都没坐热，人就走掉了，连给他们车上挂条红(湖南农村的习俗，开车过来拜年挂一条细红布表示吉利)都来不及，不要讲聊天了。”

　　另一方面，记者在老家发现，由于上游造纸厂和牛皮厂的污染，村里地下水已经变得不再甘甜，许多家庭都开始喝桶装水。这些水从附近一个风景区运来，价格为100元16桶。“房子是越来越漂亮，连水都不能喝了有什么用？”大爷继续叹息道。

　　乡愁：城镇化“夹心层”最愁的是孩子的户口和老人的养老

　　38岁的杨峰，老家也在广西南部农村，他已经在广东做了近20年的机床工，但无法在当地落户。为了让儿子在城里上学接受更好的教育，杨峰在老家相邻的市区买了一套房，然而，这样选择却让他纠结：老婆陪孩子读书，一家人长期两地分居。

　　杨峰所在的工厂没有为自己购买养老和医疗保险，这意味着他还得攒一笔钱以备养老和看病，但他每个月只有三千多的收入，目前勉强够一家人生活。杨峰说自己的“乡愁”主要是忧愁。

　　“不但要担心孩子，还有老人。”杨峰的宅基地和田地已经全部转交给了弟弟，还支持弟弟在老家盖起了房子。但杨峰作为长子，要承担的责任一点都不能少，除了逢年过节回家看望父母，每月还要提供赡养费。

　　杨峰说，像他们这类农村城市两头不沾的人，是城镇化的“夹心层”和不良反应者，工资上涨、保险完备是他对于城镇化的最大渴望。

　　事实上，曹文鹏也面临和杨峰一样的问题。一方面养老和子女的教育问题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医疗养老问题还没有解决。曹文鹏苦笑道：“我这算哪门子城里人？”他皱着眉头说：“过完年，我得开始跑孩子的户口问题了。”

　　冯治认为，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本，既要注重满足人们对于乡村的情感诉求，又要注重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能人为地制造“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