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防城港1月23日电（陈晶晶 李业彰）广西防城港市市民徐生(化名)一直记得那一天：2006年8月6日，在该市防城区旧菜市场内经营烧卤摊的徐氏夫妇忙得不可开交，到下午六点多收摊时，夫妇俩却没见6岁儿子彬彬(化名)的身影。

　　2006年8月6日深夜，寻找彬彬筋疲力尽的徐家人从邻居口中得知，彬彬被骑摩托车的一胖一瘦两名男子从巷口带走。夫妇俩立即向防城港市公安局防城刑侦大队报案。

　　徐氏夫妇再见儿子时，已是7年后。2014年1月16日，防城港警方带着徐氏夫妇赶往福建省永春县——该县一名没有身份信息的男中学生的DNA与徐氏夫妇的DNA在数据库对比中发生碰撞。次日，彬彬的养父母带着彬彬与徐氏夫妇相认。

　　然而，彬彬对生身父母的印象早已模糊。据见证认亲过程的防城港警方介绍，由于与养父母生活多年有了深厚的感情，彬彬表示希望继续与养父母一起生活。

　　与彬彬一样，部分被拐儿童被解救回来后，常常想念养父母，在他们的心目中，养父母的家才是自己的家。据媒体报道，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澄江乡被拐儿童小波(化名)被解救回村两年半，还经常独自发呆流泪并表示“想回家”，让生母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著名心理学专家、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主任戴小力22日接受采访时认为，许多被拐儿童在心理成长的起步阶段被拐卖到养父母身边，有些养父母给予他们生身父母般的情感抚慰和安全感，所以当他们面临突如其来的被动抉择时，往往不知所措。

　　戴小力称，如果被拐儿童已经成年，那么可以让他们自行抉择；如果被拐儿童未成年，则希望法律、社会能有一个好的机制促成其生身父母与养父母之间的良好协商。“让宝贝的心‘回家’，这个‘家’并不特指生身父母的家，而是被拐儿童自己的心灵家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何光顺认为，法律上对这部分被拐儿童该回谁家的调整可能性不大，涉及到如何定性的问题。他建议从加强社区联合自制方面让社会力量参与“打拐”，社会、政府等力量对回归生身父母家庭后的被拐儿童的成长进行一定时间的调查跟踪，如果发现被拐儿童的抚养状况出现问题，则养父母有权申请获得被拐儿童的抚养权。

　　目前，被拐儿童回归生身父母家庭后的社会化问题已经引起相关学者和专家的注意。2014年1月14日，福建省政协委员陈细慧在福建两会上建议，建立针对打拐行动中被解救儿童的关怀救助机制，为被解救儿童构建健康的成长环境。

　　据公安部打拐办统计，2013年1至10月，全国共侦破拐卖儿童案件6000余起，2.4万名被拐儿童获救；利用全国公安机关打拐DNA信息系统为454名儿童找到生身父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