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维权路

　　2009年5月，何月连和天平镇、古龙镇的两位男性结扎创伤患者一起到了北京，找到广西驻京办上访。“他们安抚我们说会督促地方政府查办清楚，就把我们交给了梧州市驻京办。”何月连说。那天晚上，他们被车子带到一扇被锁住的大铁门后面的没有窗户的房间，“还雇了人来看守”，在那里住了4天。随后藤县和乡镇的计生、信访部门干部赶来北京接人。

　　将何月连接回的正是藤县计生局的党委书记麦永传。这年6月，她被送到南宁的人口计生研究中心去做手术，“手术后肚子是不鼓了，但疼痛仍没减轻”。经术后拍片诊断，显示她的“双侧壶腹部均可见结扎线结痕迹；双侧输卵管末端均可见一约6×7×6m m大囊泡，均有一细蒂与输卵管浆膜相连；大网膜与右侧输卵管部分黏连，后陷凹积液约50m l，淡黄色”。医生给她做的是双侧卵巢冠囊肿的摘除手术，手术顺利。截至发稿时，如今已是藤县计生局局长的麦永传一直没有对南都记者的去电和短信给予回应。

　　藤县计生局副局长秦伶娜则称，何月连输卵管的陷凹积液是“术后炎症感染所致”，而双侧卵巢冠囊肿“不是结扎并发症，但县里仍免费给她做了这个手术”。而结扎、上环等手术虽然是微创，“国家政策仍允许有不超过0 .5‰的创伤比例”，她反问，“正常手术都会有一定风险吧？”

　　到了这年7月，下腹仍疼痛难忍，何月连再被送到县人民医院和梧州市工人医院住院治疗，仍未好转。

　　这年上访回来后，藤县开始给何月连一家四口发低保，“加起来一个月只有近300元钱，还经常扣押”。镇县的计生干部等禁止她再次去上访，对她进行监听监视。但是何月连仍从县到市到自治区，一级级地去申诉。

　　天平镇罗平村的唐恒连，2007年被强制结扎时已44岁，她在术后一直需要大量药物治疗，不能再参加体力劳动，上颚牙齿也全部脱落。她说自己2009年在县医院做了并发症鉴定，计生局却扣押了鉴定证书至今不予发放。

　　“唐恒连的症状不属于结扎并发症。”藤县计生局副局长秦伶娜说，“因为她术前就有肾积水、高血压和糖尿病，但这些病都不在手术禁忌症的目录中。”

　　如今唐恒连也走上和何月连一起申诉的道路。

　　县里每月20日是接访日，何月连几乎每次都去。去年梧州市的市长接访日，何月连和唐恒连去登记却满员了。何月连计划和唐恒连等在门外拦市长，却因为“身体有伤走不快，眼睁睁看着市长走掉了”。

　　2011年11月，梧州市的计生手术并发症鉴定结论出来，认定何月连的身体状况“不能定为输卵管结扎术后并发症”。何月连当年就申请了广西自治区计生委的并发症鉴定，到2012年4月，鉴定结论最终认定为“计生手术并发症三级戊等”。

　　按这个鉴定，何月连和黄佐强都可以拿到国家和自治区两级的并发症补助，“去年国家的1200元拿到了，今年自治区的1200元还没有拿到”。黄佐强说。

　　2011年10月，黄佐强再次去北京，被送回后梧州市计生委和信访办的20余人开会讨论，“让我签协议，赔偿我十多万，然后不再承担任何责任，我拒绝了”。

　　岑溪市计生局局长赖建乔称，目前黄佐强的医疗费全部报销，包括给一些路费和误工费补助，除了低保，每月还给200元的并发症补助，还帮助黄的妻子开了一个小卖部。“应该说补偿是到位的。”

　　何月连后来通过Q Q认识了民间女权工作室的创始人叶海燕，叶教会了她使用微博。这个新工具让何月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比过去更关注时事，尤其是跟计生有关的话题和各地的案例，也让她在网络上接触到一些律师和公知，其中就有因超生而遭解聘的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

　　杨支柱得知她的遭遇后，2012年何月连再次赴北京，拜访杨支柱和一位律师。杨支柱给何月连拍了一张照片，将她发在新浪微博的申诉信转发传播，随后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去年底，河南、北京、深圳等9地13名女律师联名上书公安部和国家计生委，抗议用“上户先上环”等手段强制女性上环避孕。何月连也与其中的律师取得了联系声援。“此后见到这样的事情都会帮一下。”

　　而她自己的生活正在陷入更大的困境。两个儿子一天天长大，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卧室里。为准备加盖的新房已经欠下几万元的外债。10月1日，一起生活的公公又突然发病住院。2008年开始外出佛山、顺德打工的丈夫，今年要回来建房，家里不再有现金收入。

　　除了自己身体的病痛和向政府追讨的赔偿金，何月连现在最希望能废除强制的上环和结扎，进而终止计划生育和缴纳社会抚养费。“但愿我们的孩子未来不会再受到这样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