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6点，我和何荣的闹铃都响了，醒了，何荣说了今天的第一句话：“兄弟，今晚去哪睡？”我沉默了会，“先上班吧，中午我再去Transit(联合国营地内的过渡帐篷)看看有没有空床，下午你想办法借车拉行李吧。”

　　这已经是两周内第四次搬家了，每次都是一人110公斤的行李。岗前培训后，大家都分到了不同的地区，我和何荣阴差阳错地留在了南苏丹的首都朱巴。原以为首都的条件应该是最好的，可还是出乎了我们的意料。有些部门七八个人只有一辆车，营地内的集装箱宿舍远远供不应求，从申请到住进去几乎要等8个月。住宿、交通成了我们初到任务区最大的困难。

　　在朱巴，治安状况是最差的，晚上9点后宵禁。庆幸的是在当地的中国超市和餐馆，却没有被武装抢劫过。出于安全考虑和上一批警队的建议，我们一开始就去拜访了在朱巴较有名的中资企业，只求一床位。但要么是120美金一天的昂贵住宿费，要么是距离营区太远，甚至有当面拒绝我们的。几经波折，我们俩像乞丐一样颠沛流离。我们开始发愁：明天该去哪里住？明天怎么去上班？明天晚上没水没电该吃什么？长这么大，我们第一次为金字塔最底层的需求感到焦虑。

　　可再焦虑还是得去上班，7点，我又一次站在路边，左手举着联合国ID卡，右手竖着大拇指，等待着顺风车(在任务区，持联合国ID卡，是可以在路边招手搭乘联合国车辆的)，可惜不是每天都那么幸运：4辆车招手后无视你、3辆车不顺路、2辆车没空位。

　　8点30分了，朱巴非常热，虽然非洲是分旱季和雨季的，可雨停了，40多度的高温就一直持续着，这是一种被阳光渗透皮肤的感觉，制服上胸前的五星红旗早已湿透，我突然有了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我仰望天空，叹了一口气，点了一根Golden Seal(南苏丹的生烟，10根装，折合人民币1.5元一包，当地市场唯一能买到的烟，在非洲国家，抽烟的人是很少的)，索性就坐在路边大树下，好好回顾这几天来的心酸。

　　不一会，来了一辆BORDER BORDER(即当地的摩的，在南苏丹是没有的士和公交车的)停在了我的面前，司机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穿着一条咖啡色自己剪的七分裤，泛黄的白T恤外面还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大得不合体型的衬衫，蓝色的大盖帽上居然还插着两根鸡毛(在非洲，黑人非常喜欢颜色艳丽夸张的服饰搭配，一来是由于肤色原因，二来是晚上过马路时能被司机有效地识别，避免车祸)。

　　“My friend! Please just give me a cigarette!”(兄弟！能给根烟抽么？)

　　看得出，他烟瘾犯了，早在国内培训时就知道，黑人是喜欢占小便宜的，老爱问人要东西。

　　“No problem! You take the whole one. In return, you give me a ride。”(没问题，整包给你都行，作为回报，请把我送去联合国营地。)

　　我心想，中国人也“不傻”。黑人小伙犹豫了一会，还是答应了。由于到营地至少有15分钟的车程，赚了便宜的我主动给他点了一支烟，同时不忘传播中国文化：告诉他别人给你点烟时，要用手遮风，烟着了，轻拍对方的手，表示感谢。

　　黑人小伙一听，笑了，连声道谢，说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很讲礼节，而且是谦逊和蔼的。

　　一路上，黑人小伙开得很快，但天气变得越来越热，透蓝的天空，悬浮着火球似的太阳，云彩好像被烧化了，消失得无影无踪，风吹在脸上似乎有一种被灼伤的感觉，空气中弥漫的热浪，让我觉得自己就是非洲大地上的一块烤肉，就连路边的野狗也失去了活力，像一个哮喘病人似的爬在停于路边的车底，吐着舌头，喘着粗气。

　　黑人小伙告诉我：“我们的国家才一岁多，很穷很穷，但我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带着黑人小伙传递的积极情绪，我很快地投入到当天的工作角色。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终于幸运地在营地一过渡帐篷里找到空床，搬了家，终于又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晚上10点，躺下时，何荣说：“兄弟，过渡帐篷是临时搭建的，不知这次能住多久？我总觉得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就一直没法开始在这里的生活。”

　　“生活已经开始了，住一天是一天，别让家人知道我们在这连吃住都成问题。我今天还给我妈QQ留言了：空调房清爽，非洲FUFU(高粱做的一种糊糊，粗糙很难下咽)很好吃。哈哈”我说。

　　确实，来了这里后，我“骗人”的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

　　夜深了，帐篷里很闷热，想念我大学时最爱吃的青椒炒蛋，久久不能入睡，算了算，还有11个月，“生存果然是任务区的第一课”。 (作者：广西消防总队柳州支队特勤中队副中队长 方梓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