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称为中国道教“洞天福地”的真仙岩位于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城郊，至迟从唐代起已是风景观游胜地。岩中的老君石像纯出自然，宛若天成。北宋时太宗颁御书、赐名“真仙”于前；南宋状元张孝祥题刻“天下第一真仙之岩”继后，“洞天福地”之名胜更是名传遐迩。
曾经的题刻渊薮
真仙岩全景(民国时期)真仙岩曾是题刻渊薮，摩崖遍壁，碑碣林立。年代最早有唐代沈煜的“清奇山水”题铭。宋太宗亲颁“御书”一百二十轴藏于洞内，敕封岩名“真仙”。诗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有“融州有灵岩真仙洞，世传不下桂林”之赞。乾道元年(1165年)七月，张孝祥出任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至融州题刻“天下第一真仙之岩”于岩中溪流之上，明代杜琼《灵岩》诗有“所以张孝祥，品第名益崇”之句。民国《融县志》“名胜”记载：“自北宋以还，恒为名流硕彦迁客骚人屐齿必经，蕞尔仙岩，且邀宸赏，其概况可知。”文化风气的兴盛，从摩崖碑刻大量出现得到印证。宋太宗题刻、司马光《家人卦辞》《布衾铭》等，都是宋代君臣书法名作。《元祐党籍碑》事关宋代党争，为历代学者所重视。《融州老君洞图》等图雕，堪称艺术名品。1937年，军政部兵工署第41兵工厂由广东石井迁址洞内(至1939年迁往贵州)期间，地方人士因战争形势紧张而成立护碑理事会，将一部分碑石移出他藏。后以事隔久远，藏存之处无法确定踪迹。20世纪60年代普查、广西博物馆藏拓片资料反映，真仙岩共有石刻136件，其中唐代1件，宋代97件，元代12件，明代19件，清代4件，民国时期3件。据《融水苗族自治县志》“名胜”记载，“文革”事起，“老君洞遭到大浩劫，亭台楼阁被毁，洞内自然景物和百余尊塑像被破坏殆尽。60年代未，在洞内建军工厂，一批珍贵碑刻被埋入地下。”除当时地方人士移出《元祐党籍碑》《融州平瑶记碑》之外，民国《融县志》记载的“三清殿、罗汉堂、景滁亭、超象台诸胜”及老君石像等天然景观毁尽，夷为平地。现存宋代至民国时期摩崖20余件，是因处于岩间溪流、或崖壁高悬之处而幸存。如今的空阔岩厦，可谓空空如也。
张孝祥“天下第一真仙之岩”
徐霞客岩居十三日
徐霞客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二十五日抵达真仙岩。居岩中十三日，这是他旅行生涯的罕见之举。《粤西游记》记融州行程万余字，而述真仙岩山光水色、石刻题刻的就有五千余字，笔墨之多，也是少见。自古以来对真仙岩厦描摹的细致真切，徐霞客是前无古人，也因景观被毁而绝无来者。
真仙岩前的溪流，尚存徐霞客笔下意趣
峰转溪回，始见真仙洞门，穹然东北高悬，溪流从中北出，前有大石梁二道骈圈溪上。越梁而西，乃南向入洞焉。洞门圆迥，如半月高穹，中剜一山之半。其内水陆平分，北半高崖平敞，南半回流中贯。由北畔陆崖入数丈，崖叠而起，中壁横拓，复分二道。壁之西有窍南入，而僧栖倚之；壁之东南，溯溪岸入其奥扃，则巨柱中悬，上缀珠旒宝络，下环白象、青牛，稍后则老君危然，须眉皓洁，晏坐而对之，皆玉乳之所融结，而洞之所以得名也。其后则堂皇忽嫱，曲户旋分，千门万牖，乳态愈极缤纷，以无炬未及入。其下则溪汇为渊，前趋峡壁，激石轰雷。(其隔溪东崖，南与老君对者，溪上平耸为台，后倚危壁，为下层；北与僧栖对者，层阁高悬，外复疏明，为上层，但非鹊桥不能度。)后覆重崖，穿云逗日，疑其内别有天地。
在这十三天里，徐霞客对真仙岩间以及刘公岩、老子山、玉华洞等处景观一一详细考察。岩居之时，又抄录、或拓取摩崖碑刻拓片。古代石刻名品的传播，拓印为重要方式。传拓过程的艰辛，徐霞客日记有生动记述。霞客苦心孤诣搜览名碑，因梯滑坠岩“眉膝皆损”，拓片被揭去“不胜怅怅”，拓碑而“运木横架”，为拓本“剜污补空，竟日润色之”，这正是古代文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写照。
真仙岩的珍贵石刻大多已被毁损沉埋，所幸民国年间集中的墨拓存留于世。1935年1月，胡适应新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邀请，有广西之行。对于古迹名物，曾有感而言：“广西现有博物馆，设在南宁。我们盼望馆中诸公能作系统的搜访，将各地的古石刻都拓印编纂，将来可以编成一部‘广西石刻文字’，其中必有不少历史的材料。”(《胡适日记》)。抗战时期，广西省政府因顾虑战争对文物的损坏，于1940年起由林半觉先生负责进行大规模的拓印：“蒐讨广西石刻拓本，筹编广西石刻志，冀存一部粤西史迹，六年来获墨拓一千八百余种，凡三千余帧”。所幸墨拓得以保存，否则真仙岩的石刻珍品，不仅不能见其面貌，且不能知其名目，遗憾又何止是徒唤奈何。
极可重视的文献价值
南宋《融州老君洞图》真仙岩的珍贵石刻大多已被毁损沉埋，所幸民国年间集中的墨拓存留于世。1935年1月，胡适应新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邀请，有广西之行。对于古迹名物，曾有感而言：“广西现有博物馆，设在南宁。我们盼望馆中诸公能作系统的搜访，将各地的古石刻都拓印编纂，将来可以编成一部‘广西石刻文字’，其中必有不少历史的材料。”(《胡适日记》)。抗战时期，广西省政府因顾虑战争对文物的损坏，于1940年起由林半觉先生负责进行大规模的拓印：“蒐讨广西石刻拓本，筹编广西石刻志，冀存一部粤西史迹，六年来获墨拓一千八百余种，凡三千余帧”。所幸墨拓得以保存，否则真仙岩的石刻珍品，不仅不能见其面貌，且不能知其名目，遗憾又何止是徒唤奈何。
胡适考察广西古代石刻时曾说“此类古代名人题记，往往可供历史考据，其手书石刻更可供考证字画题跋者的参考比较”(《胡适日记》)。石刻为初始文本，可校勘异文、讹误，或补史迹之遗，或勘定史实，或提供互证。晚明史学家张岱在《史阙》自序说：“余于是恨史之不赅也，为之上下今古，搜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石刻文献的价值，也可如所言。
图雕艺术之窟
宋太宗御书“颐堂”碑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宋太宗的“西江”、“颐堂”、“瑞云”、“精忠”等“御书之宝”刻于岩中。边僻之地“且邀宸赏”，真仙岩观游之风更盛，景观建筑也彼此兴构。岩虽以道家“洞天福地”得名，然而却是众神云集，不拘一格。嘉祐五年(1060年)《新修五百罗汉佛像记》称真仙为“一郡之胜概，甲于广西，岁有令节，倾城聚赏”，因欲使“来赏者有所瞻仰，以发善心”，而“募众僦工，创五百罗汉入佛相”。淳熙十六年(1189年)六月甲午毛恕刻《孔子像并赞跋》，由“八桂诸葛应杰”主持绘刻咸淳七年(1271年)《元皇大帝像并记》、咸淳八年《老子像并赞跋》(此石有刻工题名“周聪囗镌“)、咸淳年间《北斗七元星像》。这些事涉佛、道、儒以及民间俗神崇拜、精美绝伦的艺术妙品相继雕镌于洞天府内，从社会、政治、民俗、艺术多方面，反映出社会经济和文化兴盛的迹象。
南宋《老子像并赞跋》《徐霞客游记》提到拓取的“《老君洞图》”即《融州老君洞图并赋》，更是自然景观艺术化的铭心绝品。此图刻于宋淳祐五年(1245年)，长140厘米，宽83厘米。楷书，甘应龙撰，甘有彦重镌。原石已毁。墨拓本虽久历岁月，然景观之美，刻绘之精，视之悦目，感叹再三。(刘汉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