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有两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的演剧队来到柳州。在柳州几年时间里，他们融入了柳州，柳州也容纳了他们。
1 扎根柳州，宣传救亡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救亡图存，国共两党再次携手，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军训处扩大为政治部，并由该部第三厅统筹和加强全国抗敌宣传工作。共产党派周恩来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出任副部长。1938年8月1日，政治部第三厅集中全国文化艺术界精英，在武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其他宣传团队。各抗敌演剧队经过集训后，在9月初分头到武汉各地进行“保卫大武汉”的演出宣传。随着战局的急剧逆转，12月上旬，各队奉命撤离武汉，派遣到各战区前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9年初，演剧九队转移到桂林，12月下旬又奉命到柳州待命。他们离开桂林经梧州，溯西江而上，于1939年12月下旬，辗转来到柳州。
演剧一队是由1936年在上海成立的“救亡演剧宣传队”原班人马组建成的，他们离开武汉后到了属于第四战区作战地域的广东。1940年初，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及其政治部从广东曲江(韶关)迁往柳州，一队也随之于2月初来到柳州。
1940年元旦，为了支援昆仑关抗敌战士，刚到柳州的演剧九队，和柳州各界团体共同发起“一角钱劳军捐献运动”。他们用幕布改成一面大国旗，由队员用手执着旗边高高举起，一路高呼：“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把敌人赶出去！”的口号齐步行进。沿街排列等待献金的民众，纷纷把钞票和硬币甚至首饰抛掷到张开的国旗里。九队还派出人员通过各种形式向商铺和作坊进行募捐宣传。通过这次捐献运动后，演剧九队很快就得到柳州民众的认可。
这年春节期间，为了配合声讨汪精卫投敌的叛国行径，宣传抗战到底，刚到柳州的演剧一队公演四幕剧《黑暗的笑声》。这出戏揭露了一个暗藏在人民内部的民族败类的罪恶行径，其题材在当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演出后观众反映强烈，认为这戏“在低压沉闷的政治空气中送来一帖清凉剂，使人清醒，促人深思。”一队也就在柳州民众中扎下了根。
历尽艰辛辗转来到柳州的一、九两个演剧队，人员都有流失，因一时来不及补充，工作起来感到很困难。7月，经两队队务会议联合协商，决定两队暂时合作一个时期，这样彼此可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联合期间组成一个联合队务会议，凡有关工作问题由联合队务会议讨论决定；其他人事、经费、生活等问题则由各队自行处理。从此，两队在柳州并肩作战，流缺的人员也在柳州逐渐得到补充。
1941年5月，四战区长官部在柳州大桥响水河边办了个干部训练团，要求演剧一、九两队人员也参加训练。在训练期间，两队在周末晚会上都为受训军官们演出节目，音乐教员还教受训人员唱救亡歌曲。后来这些歌曲由参加训练团的军官们带回各自部队教士兵们唱，极大鼓舞了军队的抗日情绪。
同月，军委会政治部下令对所属演剧队改变番号，原抗敌演剧队与抗敌宣传队合并改称为“抗敌演剧宣传队”。番号按配属的战区序号排列，一队配属第四战区，改称“剧宣四队”。九队则调到第五战区(长官部在湖北襄樊)，改称“剧宣五队”。因第五战区是个反共气焰嚣张、国共摩擦炽热的地区，五队人员不愿到五战区报到，要求留在柳州。后经五队的中共秘密党组织出面，通过在四战区任主任秘书兼总务处长的地下党员左洪涛去与张发奎疏通，张终于同意五队留下来。
两个剧宣队(为了行文方便，下面不分时段，全用新番号四队、五队称呼)。在柳州四五年时间，除了通过戏剧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外，还利用举办音乐会、教唱歌曲、办画展、出版墙报等形式宣传抗日。两个队还分别受派到桂南各地或省外作巡回宣传演出。
1943年6月，五队接到军委会命令，把他们配属远征军司令部，要开赴云南前线作宣传，但因交通工具一时无法解决，直到9月1日，在黔桂铁路局帮助下才离开柳州。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剧宣五队曾回到离别两年多的柳州，还在元旦晚会上演出《还乡泪》《胜利财》等戏，柳州像对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欢迎他们。不久五队开赴广州后宣告解散。四队在柳州沦陷前夕，和众多疏散的难民一同离开柳州，之后一直没有回过柳州，1948年也在南京宣告解散。
2 用文艺鼓舞斗志
五队刚到柳州时生活非常艰苦，全队30人只有4条薄薄的被子，没有被子盖的人在晚上只得扯起幕布来御寒，挨过一个个漫长的冬夜。但是他们仍然以炽热的抗日救国之情，投入到柳州民众的抗日宣传活动中。四队一到柳州，就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他们在演出之余，还到驻柳部队和各学校、企业、团体辅导戏剧活动，并与学校、银行、书店、医院、新闻界中的知识分子和各有关方面人士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广交朋友。还吸收近百名柳州青年成立抗敌歌咏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两个队很快融入了柳州，成为柳州最得力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伍。他们时而联合作战，时而分散活动。
1941年8、9月间，柳州各界发起救济难侨的募捐，两个剧宣队响应号召，在柳州举办募款演出，将他们新近合作的《边城之家》排出公演。这是一出反映广西南疆现实生活的戏，说的是边城一家人对抗战的不同态度，有很浓的地方色彩，观众对这出戏很感兴趣。
9月1日，是原演剧九队(即剧宣五队)成立三周年纪念，为扩大影响，争取更广泛的朋友，他们在龙城中学举行隆重的纪念会。邀请了以张发奎为首的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军官和柳州各界人士参加。田汉也专程从桂林赶来参加纪念活动，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恳切的讲话，还朗诵了他即兴成吟的《贺演剧九队三周年队庆》七绝四首，其中有：“鹅峰如剑割新愁，特带愁肠到柳州。风雨忽停云物媚，剧坛今日贺千秋。”“罗池柳色浑如昨，风雨危亭写史诗。三十健儿皆成虎，粤南千里凯旋时。”
10月7日，剧宣四、五两队联袂在柳州公演《蜕变》和《国家至上》，一连七天的演出，获得观众的高度赞誉。当时柳州日报在报道中称之为“演剧二重奏”，柳州戏剧界把两队誉之为“演剧双璧”，“姊妹花”。
年底，四队奉命赴桂西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7月返回柳州；五队则留在柳州作抗日宣传演出。
8月14日柳州开展献金购买飞机活动。五队演出《愁城记》将所得票款捐出购买“剧人号”滑翔机。8月中下旬，为募捐救济归国难侨，两队分别在柳州公演《蜕变》及《边城之家》《生财有道》等剧。11月，为了配合当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这一大背景，四队演出七幕剧《人兽之间》。这剧目是根据外国剧作《自由万岁》改写成，内容是捷克反法西斯爱国志士与德国盖世太保之间的斗争。由于剧的内容顺应潮流，演员演出时又饱含激情，演出后得到一片好评，有行家赞誉为“中国话剧运动史上的具有开拓性的创举。”
四队由于音乐人才比较多，经常举办音乐会。1942年12月26日，就曾与龙城中学、柳州中学学生在柳州东方剧院举办了一场大型音乐晚会，联合演出《黄河大合唱》。四队在柳州传播的抗战歌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柳州久为留传、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松花江上》，和诙谐辛辣的《茶馆小调》《你这个坏东西》《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等歌曲，就是他们传播的。在戏剧演出前，他们还以音乐或舞蹈作戏剧演出的开场，既让人感到新鲜，又活跃了舞台气氛。1942年12月底，两个剧宣队与柳州各中学联合举行了一次音乐大会。
1943年5月剧宣四队针对国内外形势拟排演《法西斯细菌》以鼓舞士气，正巧柳州中学也在排练这出戏，四队领导认为业余剧团、尤其是学生剧团选定剧目不容易，为了推动校园演剧运动，他们便把这剧目让给柳中演，自己改排由巴金小说改编成话剧的《家》。四队在排练余暇，还派人去帮助柳州中学同学排戏和制作布景，双方关系水乳交融。
五队在离开柳州前，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王慕理夫妇来到柳州，并打算开演奏会。五队在作离柳准备的同时，以东道主的身份，全力以赴地为马氏夫妇的音乐会包办了前后台的工作，并制作海报作宣传。离柳前夕五队演出《愁城记》向柳州民众告别，报纸也发表文章为他们送别。
1944年7月，柳州已经开始大疏散，为纪念芦沟桥事变七周年，四队通过四战区政治部发起“七七国旗献金大游行”。由各界合作做了一面大大的国旗，由演剧队的队员举起沿街缓缓而行，还没有逃离柳州的民众，大多纷纷把钱投入国旗里。队员们还分成若干组到各商店募捐，当时很多商家还没有搬迁，加上很多从湖南逃到柳州的商户也还滞留在柳州，他们都有一股爱国热情，其中不少人乐意为抗战捐款。在那动乱不安的时局，三天的献金活动，还募得近40万元法币慰问桂林守城部队。当晚，四队和龙中、柳中联合举行“千人大合唱音乐会”，在此时间，两个剧团为了招待柳州各界和驻军，还联合演出反映当时欧洲和中国各战场形势的大型活报剧《同盟军进行曲》，这出戏有200多人登台演出，场面十分壮观。
3 柳州民众容纳剧宣队
剧宣队到柳州后，很快融入了柳州，柳州人(包括在柳州的外来人)也热情容纳剧宣队，在生活、工作等各方面都给他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剧宣队初来柳州时，为了演出宣传问题曾到柳州日报求助，希望报纸能刊登他们送来的宣传稿，不要稿费。报社社长罗元培热情接待他们，爽快地答应为他们发布演出新闻，出特刊作剧评宣传，来稿不但发给稿费，还会比其他稿件高些。罗社长的表态，使得经费紧缺的抗宣队喜出望外。经几次“合作”，演剧队负责人和报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彼此成为亲密的朋友。演剧队在柳州期间，报纸为他们大造舆论，为他们发布演出消息，发表评论，还多次发过介绍剧情和评论特刊。
剧宣五队初来柳州时，在没有找到住宿地方前，河北浮桥头江面上的“珠江水上餐厅”陆老板，同意他们晚上到餐厅过夜。这位陆老板叫陆俭，是广东高要县人，来柳州发展的同时，也大力支持柳州的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12月五队到桂林演出返回柳州时，再次在水上餐厅寄宿；在排练或演出后酒楼还做宵夜慰劳他们。但两次寄宿的时间都不长，因为餐厅早市在清晨就要营业，睡眠不足会影响演剧队的排练和演出。
演剧队在柳州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像春天播下的种子一样，发了芽开了花。当四队深入桂南战地巡回宣传演出回到柳州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到四队驻地慰问，且有许多爱好戏剧、具备一定文艺修养的进步青年要求加入演剧队，让他们有选择新生力量、壮大队伍的条件。
四队在柳州演出的剧目中，曹禺创作的《蜕变》演出场次最多，影响也最大。这出戏讲述的是国民党的一所伤兵医院，通过医生、护士的爱国热情，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为伤员做手术的事例，转变了以往懒散腐败的风气。四队在排练这一剧目时，演员须要体验生活，柳州医院同意导演和演员们进入手术室参观医生、护士为病人开刀的现场，使导演和演员对医疗手术的全过程有真实的感受和体验，演出时更为逼真。
当年演剧队没有专拨的演出经费，布幕和布景都是筹款制作的，服装和道具等演出用品，基本靠借。《蜕变》演出时，医院把医生、护士的服装和手术器械等道具100多件借给演剧队。演出时医院的杨医生还到现场指点各种用具应该如何摆放，怎样操作使用。此外，剧中人所需的其他服装近百件和其他笨重的用具将近400件，都是演员们在排练之余四处奔走寻觅，向群众借来的。有的在街上见到有人身上穿的衣服是剧中必要的，就上前求借，凭着演剧队在群众中的信誉，老百姓都乐意借出。外地迁来柳州的中央银行有位朱其昌先生，被演剧队的敬业精神和求实作风感动了，亲自四处奔波替四队求借服装道具。还热情表示：“你们借不来，又是必需要用的东西，可以告诉我，由我买，借给你们用！”亨得利钟表店老板更是热心，毫不吝啬地从柜台里取出6副眼镜、6件钟表、7支手杖借给演剧队。演出后，这位钟表店老板受剧情感动，把舒模(扮演剧中人西堂的演员)用过的一副黑边眼镜送给他留作纪念。
《蜕变》的演出，轰动了柳州，连一些平时不爱看话剧的人，都争先买票观看，有的竟连续看两三遍。后来长官部举办专场招待本战区医务人员，又演出一场，广东体育宣访团来柳，张发奎为了欢迎宣访团，并扩大《蜕变》在公务人员中和各阶层中的宣传作用，特邀请剧团继续公演三天。为了慰劳演剧队人员，开酒楼的陆俭老板和来柳的交通银行何东浦先生，用上好美酒和佳肴联合宴请他们。何先生说：“这戏不仅坚定了每个同胞对最后胜利的信心，而且指出了中国前途的光明。几年来，我没受戏剧这样感动过，我落泪了，但是这泪水是欢快的、兴奋的！” (陈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