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朝政事变。柳州王拯时任军机章京，与此次事变很有关系。事变之后，他很快登上政治生涯的巅顶，出任内阁侍读学士，随后升通政使。

　　历史上有“同治中兴”一说，是指清朝后叶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下开洋务运动。清代著名学者孙衣言说“初政以来，纶綍一新，定甫(王拯)盖与有力焉”。

王拯文集稿本

　　陈宝箴说王拯“非仅文士而已”

　　《清史稿》为柳州人、官至通政使的王拯立有传，记载的大都是他政治活动的内容，对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几乎没有提及；而且将他和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人一同置于“列传”类；与王拯在文学上有造诣的宗师、朋友如梅曾亮、何绍基、龙启瑞、邵懿辰等则或入“儒林”，或入“文苑”。这显然表明《清史稿》的编撰者是将王拯作为政治人物来看待的。

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改革家陈宝箴。

　王拯的政治作为，一言以蔽之，是在苦苦支撑他所依存且已风雨飘摇的大厦。他长期任京官，只有为时不长的几次临时差委，且都是辅佐襄赞的身份。清咸丰元年(1851)，随赛尚阿赴湖南、广西办理防堵太平军事务，王拯以本部司员随行。赛尚阿防堵太平军失败，铩羽而归。曾从僧格林沁备兵潞河，又数赴承德，也都是短期的差务。在这为数不多的外差中，他曾向大员们呈告有关的方案，有采纳有搁置。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改革家陈宝箴在《〈龙壁山房文集〉序》中说王拯“通雅练世事。既位于朝，益务自见。咸丰纪年，寇乱起乡里，先生愤切，从军湘、粤间，所画策时帅不能用。寇以鸱张，而先生亦由是弃去。及以部郎入直军机也，凡平寇方略，诏旨所规设，多先生手制以进。其言恺明，为益天下大计甚钜，识者以谓先生非仅文士而已”。这“非仅文士”当然也就是说他政治方面的才能。

　　恭亲王奕訢入主军机

　　“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很著名的一次朝政事变。王拯时任军机章京，与此次事变有关系。事变之后，他很快登上政治生涯的巅顶，出任内阁侍读学士，随后升任通政使。

恭亲王奕訢

　　“辛酉政变”的重要角色恭亲王奕訢(1833～1898)是道光皇帝第六子。幼年聪慧，与四哥奕詝(后来的咸丰皇帝)共同读书。道光皇帝有9个皇子，而奕訢与奕詝深得他的宠爱。道光二十六年(1846)秘密立奕詝为皇储，同时封奕訢为恭亲王，两道谕旨秘藏立储盒内。奕訢在晚清皇室中学识和才干首屈一指。他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朝代的风云变幻而每次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历史漩涡的焦点人物。道光帝的遗诏，使他与皇位失之交臂；圆明园的大火，让他难逃历史罪责；在骨肉相残的血泊中，他将慈禧送上最高权力宝座；曾顶着鬼子六儿的骂名，竭力推行洋务运动，主张自强御侮。他曾是一言九鼎，集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的辅政亲王；他也曾最为慈禧倚仗、宠信。然而，他却始终被慈禧玩弄于股掌之中。几经罢黜，心力交瘁的奕訢，最终选择了京郊的戒台寺，在那里度过凄冷的晚年。

　　恭亲王初入军机在咸丰三年十月，虽为新进，但以爵位最尊，成为掌印钥的“领班军机大臣”。所谓“军机领袖”、“首辅”、“首揆”都是指领班的军机大臣。王拯于咸丰四年正月任军机章京，与恭亲王的直接交道不晚于此时。文宗重用肃顺，则在恭亲王于咸丰五年奉旨“罢直军机，回上书房读书”以后，为此文宗与恭亲王兄弟失和的表面化。到了咸丰七年，奕訢复起受命为都统，此时肃顺已开始得宠。

　　王拯奉命赴滦阳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初，王拯奉命赴滦阳。七日，在密云官舍，有《金缕曲·辛酉七夕，与陈兰谷大令话别密云官舍，并调县斋主人》一词。七月十六日，咸丰帝诏立载淳为皇太子；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执掌政权。这就是清朝家法中“顾命大臣”辅弼幼主的制度。次日，咸丰病逝于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载淳即位，定次年改元为祺祥。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既不甘于大权的旁落，又深憾于肃顺的跋扈，于是与奕訢密谋，夺取政权，由“顾命”而变为“垂帘”，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王总揽全局于下，是为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此时奉命奔赴行馆，身为军机章京的王拯，对此次政变机密了解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在滦阳行馆，他写了情调悲凉的两首词，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一首为《浪淘沙·客腊酒仙祠下》，曾有暗香、疏影之作。今秋再至滦阳行馆，适当其麓，病弗克登。复拈此调，不自知其词之悲也：

　　荷锸记前游，雪满林邱。一声长啸碧云头，真个天涯归未得，何地埋忧。

　　万事付东流，车马悠悠。醉魂容易塞垣收，怕向山楼重极目，两黛新愁。

　　另有《声声慢·行馆小病》：

　　提铃吊月，叠鼓催霜，凉宵短梦难凭。紫塞秋来，惆怅病骨先惊。华年鬓青瘦损，淡相知，惟有孤灯。问照我，遍天涯赚得，往事何成。　　细数风流旧恨，只琅函，递与燕雁飘零。布屋萧然，何限夜雨荒程。相如茂陵倦也，荐长杨，底用空名。消夜永，待乌啼，犹自未明。

　　密札透露的重要信息

　　王拯的行止及病况可以从《端肃遗事密札》中得到印证。密札亦称“热河密札”，是研究慈禧、慈安两太后于1861年暗中联结恭亲王策动北京政变(亦称辛酉政变)的珍贵文献。这些信件是在辛酉政变前夕，政局异常微妙，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产生的。信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无论寄书者还是受书者，以及信札涉及的其他有关人物，都没有直书他们的姓名，而是使用很多隐语。有的有姓而无名，有的有名而无姓，而名字又往往写的是字号、别号、外号或绰号，甚至还有一部分是局外人难以懂得的代号或暗号。

　　从清代档案中的记载，从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初六日以前，共有六名章京轮流值班。王拯不但五六月值了班，而且接着又值七八月的班。密札中多次提到“少鹤病甚”以及提前回京的情况。从八月初六日以后，王拯为朱姓章京替代，同时各班在人员上也作了调整。所以发生这个变化，从密札第三、五、六、十一等札中得知，原来是王拯因病从八月初六日缺班，以后再也没有上班，而八月初六日晚上恰好吴兆麟、曾协均、朱智三人调至热河，于是就由朱智接替王拯值班。第十一札作者为许庚身，札云：“少翁忧伤成疾，数日不能上班，盼缺不到。昨领班代面，已准其先行回京，惟不准后来效尤。看来月底月初先回之说，未必能如愿矣。”此“少翁”即王拯。曹毓瑛所作的第六札说：“少鹤病甚，弟为说于四不，故得先回。”第五札称：“初六至十六近作，又托少鹤寄回敝寓，嘱即录奉矣。”第六札亦云：“所有本月初六至十六社课，已封交少鹤带回舍间，命即呈正。”

　　八月初六之后，王拯自滦阳归京寓。

　　奕訢以奔丧为名，赶至热河

　　八月初，奕訢以奔丧为名，赶至热河行在，与两太后密谋，旋返京布置。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秉承西太后旨意，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于亲王中派一二人“同心辅弼”。肃顺等以咸丰遗诏和清朝从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痛斥。慈禧太后竟将折旨留中不发，引起两宫与八顾命大臣之间的尖锐冲突。

　　九月一日，上东太后徽号为慈安皇太后(1837～1881年，钮祜禄氏，满族，咸丰帝后)，西太后徽号为慈禧皇太后(慈禧太后，1835～1908年，又称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满族，咸丰帝妃)，二十三日，两太后偕幼帝载淳由间道回京，咸丰帝灵柩则由肃顺另路护送。二十九日，皇太后等返抵北京，当日召见奕訢等于大内。三十日，发动政变。慈禧太后发布在热河预先拟好之上谕，宣布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擅改谕旨”、“专擅”、“欺蒙”，并“种种跋扈不臣”之罪，命即行解任。十月一日，授奕訢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五日，改年号“祺祥”为“同治”。六日，斩肃顺，赐载垣、端华自尽，辅政大臣其余五人或革职，或充军。九日，载淳登极，以明年为同治元年。十一月一日，两太后于养心殿垂帘听政。(刘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