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清

　　1920年2月出生于江西奉新县。1937年报名参军，加入国军新28师83团迫击炮连，上士班长，驻防滇缅公路；1942年随中国远征军第66军所属新编28师进入缅甸对日作战，第一次远征军失败后回国；1943年再次入选中国远征军，在汽车兵团10团3营7连1排1班任班长；1945年8月回到昆明休整后调往驻扎在贵阳市清镇县的重炮12团汽车连；1948年8月整编进炮兵15团。1949年在广西小董被解放军俘虏后遣散，到桂林安家，婚后育有一女，现独自一人生活。

　　认识余国清老兵，是在2012年12月9日。余老听说我们要去永福县探望抗战老兵、黄埔老人以建明的消息，执意要与我们一同前往。

　　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92岁的余国清见到91岁的以建明以后，给以老敬的那个标准军礼。在随后与老人简短的谈话中，我得知这个中国远征军的幸存者有着不凡的经历。他在怒江边与日本兵近身肉搏，他奉命开车拉着白崇禧的一卡车黄金、光洋回广西的故事，无不深深吸引着我。这些如同电影情节一般的经历，就活生生地烙在眼前这位老兵的记忆深处。我想，这位瘦弱精干、一举一动都显示出军人风范的老人身上，一定还有更多值得探寻的点滴。

　　12月22日，我终于再次如约见到了余国清老人。

　　老人的家，位于桂林市建安路5号。这是一套2居室的单位房改房，老人说：“这是2001年单位的集资房，总房款4万多点，今年上半年终于把欠款付清了。”

　　老伴2000年过世之后，余国清就一人独居于此。简陋的房内，虽然摆设的都是清一色的老旧甚至有些破损的家具，却无不被收拾得整整齐齐。看见我手上拿着相机，老人一转身就进了卧室，我好奇地跟进房里去，发现老人正从墙角的老式木衣柜里取出一件西装要换上。因为担心老人被冻着，我劝他别换了，现在穿在身上的棉大衣就很好，老人却不干，非得将身上的旧棉衣脱了，穿上他拿出的西装。这时我才发现，这件衣服原来是有“文章”的——— 衣服的左胸前，别着3块亮闪闪的抗战纪念牌！

　　“这块是香港发给我的，这块是南宁发给我的，这块是志愿者发给我的。”老人用手指点着胸前的牌子，一一解释着它们的由来。眼里放着光彩的老人视这些纪念牌如珍宝般珍贵，他觉得，这是社会对他们这些抗战老兵的肯定。

　　照完相，我们面对面坐着。屋内突然安静下来。沉思良久之后，老人打开了话匣子，从他贫穷的江西老家聊起，到他如何参军，如何受命进入缅甸，再到后来负伤疗伤，娓娓道来，诉说起那些尘封多年的过往，老人一直神情淡定。毕竟年事已高，老人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特别是一些时间节点和人名，有时会搞混淆。不过，可喜的是老人虽然已经92岁高龄，却依旧耳聪目明、精神抖擞。

　　结束采访，已接近晚餐时间。老人邀请我和他一起步行去他女儿家吃晚餐，我婉言谢绝了。老人热情地送我下楼，在我钻进汽车的时候，“啪！”的一声，老人立正，口里大声地喊道：“向你敬礼！感谢你的关心！”

　　一

　　我原是江西省奉新县人，因为家中贫寒，我们家从祖父那一代开始就借住在奉新县南门外桥头的龙王庙里，我祖父、父亲都靠帮人做零工维持生计。

　　1937年8月，我在江西南昌报名参军，当时在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8师(师长刘佰龙)83团迫击炮连。按照计划，部队招够1000多人就开赴重庆附近。到训练基地以后，我们领了枪，开始正式训练，光是行军这一项就训了几个月。训练结束，我们被调到贵州省贵阳市，主要负责保卫能直接通往缅甸的西南通道，防止日军由此进入内地，力图确保滇缅路、屏障云南，巩固西南大后方。

　　1941年12月23日，中英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长官司令部正式成立。

　　1942年4月初，第66军所属新编28师、29师进入缅甸腊戌抗击日军。我们进入缅甸时，战局对盟军已十分不利。当时因盟军指挥失策，协作不力，加之日军于1942年4月28日偷袭腊戌成功，切断了我方后路，16万盟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由主动陷入被动。兵败“野人山”(克钦山)之后，我们在溃败的情况下，不得不一路向云南万向撤退。在离中缅边界不到1天路程的时候，因为天黑又不熟悉路线，我们83团遭到日军伏击，被敌方的机枪、炮火猛烈扫射攻击，部队彻底被打散。

　　退回云南后，我带着二十几个战士一路经过腾冲赶往保山。退到怒江边的时候，连接东西两岸的惠通桥已经被防守保山的国军炸毁。逃难的人群发现惠通桥被炸，想到后面随时会出现的日本兵，立即乱了起来，一些尚未过桥的战士和华侨，相继点燃、引爆了自己的汽车和车上的军火、物资，以免这些车辆和物资落到日军手中。但更多的人，则不顾一切地试图逃生。一路上除了走散的国军，到处是惊慌逃难的人群，包括妇女和孩子。

　　日本兵很狡猾，他们在路上截住华侨的小车，然后坐车跑到撤退的国军前方搞袭击。所以，沿途到处都有我们死伤的兄弟和华侨。

　　二

　　1942年5月5日上午10时许，我带着一个20多人的“超级班”，在惠通桥附近设法渡江，想要撤回保山。

　　一队日军士兵从山上冲下来，于是，我带着战士们躲入路旁的密林中，决定偷袭一下。等气势汹汹的日本鬼子靠近，我们就用身上所携带的武器，对准走到近处的日军开了火。看到我们打了起来，附近的溃兵也纷纷向日军开枪射击。双方就在桥头的公路两侧展开了对战。

　　我们枪弹不足，炮也在当初从缅甸撤退时埋了，只带着一点轻武器。最后寡不敌众，我身边的战友们都牺牲了，我这个20多人的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几个鬼子见我已经没有子弹，就围了过来，我两腿的膝盖附近被刺穿了6个洞，当刺刀再次逼近，我拉响胸前的手榴弹，准备和鬼子同归于尽。鬼子吓得惊慌逃窜，我就把手榴弹顺势扔出，前面的鬼子被炸退了几步。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个鬼子向我这边冲过来，我看准时机，丢出最后一颗手榴弹，那几个鬼子是不是全部被炸死了，也不清楚，我趁乱滚下高坡，爬到河边的小树林躲了起来。

　　公路上的日本兵，不时就会向树林里放枪。日军布置在惠通桥一侧的迫击炮，也不断地向对岸的中国部队轰击。

　　在这个小树林里，这时已经躲了好几个人，有华侨、伤兵和当地的老百姓，也有死难者的遗体。

　　第二天，我腿上的伤口开始恶化，疼得我呲牙咧嘴的，还好人群里有个老乡懂点医术，帮我弄了点树叶、草根嚼烂敷上，才不那么疼了。

　　这么多人一起挤在那个死角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品，虽然日本鬼子看不见，但是大家连话都不敢大声说。大家实在饿得慌了，就胡乱抓一把树叶、草根之类的东西充饥。白天渴了也不敢去河边喝水，怕被公路上的日本兵发现，只有等天黑以后才敢悄悄去河边饱喝一顿。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10多天，公路上终于安静下来，躲难的人才逐渐散去。

　　三

　　第十五天傍晚时分，我确认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了，才大着胆子找了条木棍撑着，慢慢走到几十米远的一个河湾边。一个老船工见我是当兵的，主动把我送到了河对岸。

　　老船工听说我是江西人，就对我说：“你有救了，不远的江边住着一个村的江西人呢。我送你去他们那里。”

　　在老乡那里，他们先帮我的伤口上敷了药，然后让我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第二天一大早，我决定离开“江西村”去找部队。临走前，我劝老乡们出去躲一躲，他们说，知道日本人要来了，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去附近熟悉的山上藏身，见我腿上有伤还执意要离开，村里的一个年轻人提出要送我一程。年轻人把我送到10多公里外的保山县城外，因为担心家里的人，他就返回去了。我拄着木棍，拖着伤腿，走走停停，一路乞讨着走了估摸有两个月，好不容易熬到了昆明。

　　找到当地军队收容所说明了情况以后，我被送到宜良县后方医院疗伤，半年以后，见脚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我就又想回到部队去继续抗日。

　　一天早上，我见有辆军车停在小溪边加水洗车，便上去搭讪，司机听说我是从缅甸打仗回来的，就热情地在旁边的铺子里买了个糍粑给我充饥。得知他正要赶往贵阳，我心里大喜，就求他带上我一起去。到了贵阳，热心的司机还请我在路边吃了顿饭，我对他千谢万谢。司机却说：“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一家人。”

　　四

　　在贵阳市区，见一堵墙上贴着贵阳辎重汽车兵团二团招考学生的广告，我就赶忙找过去报考。

　　可是，因为要求报考者必须有初中以上文化，我被拒绝了。我有些不甘心，打听到他们领导的住所，就直接跑过去求情。第三营营长原是第五军的，也从缅甸回来，他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就把我破格录取了，并安排在招考处负责招考学生。我们招了300多人，返回毕节县团部驻地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整个团只有一辆德国柴油车，没有柴油，因此训练时都是推着走，所以虽叫汽车兵团，其实主要是步兵训练。

　　大约一年以后，国防部及美国军方代表团到部队招人参加第二次远征军，我又入选了。

　　我们先被送到昆明马家坝机场，然后在那里体检，有好些项目，因此手臂上都盖满了红章。没有盖章的，就证明身体不合适，被退回原部队。

　　之后我们被送上陈纳德将军组建的“飞虎队”的飞机。飞机很小，只能坐60人。起飞的时候，昆明下着鹅毛大雪。这飞机性能不是很好，爬升也只能慢慢打转爬上去。经过喜马拉雅山后，到了印度的汀江机场，在那里，我们换上了美国军衣，原先穿来的衣服全部被烧了。在此停留一天之后，我们被送到兰姆加。兰姆加是中国远征军总部训练基地，由美军管派遣的远征军将军史迪威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他是个中国通。

　　在基地整训后，我被正式编入远征军汽车兵团十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任班长。我们独立团团长是余廉一，营长袁尚中。我们团是按照美军的编制组建的，一个连有200人，由美军教练员负责授课。

　　在这里，我接受了一个月的汽车驾驶训练，毕业后领到了驾驶证。我留在美军汽车学校做督教班长。当时每天训练8个小时，一个班有20人，每人一辆美军4轮“尖比西”大卡车，我们营的人都不准留头发，全剃了光头。后来，我们也会开着汽车运送修建史迪威公路用的材料。

　　没过多久，缅甸战事胜利结束。

　　1945年8月，中秋节前夕，我们随一个回国的新车车队经史迪威公路走了14天，回到昆明集中。此时已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不久，我被调往驻扎在贵阳市清镇县的重炮12团汽车连。12团是榴弹炮团，炮筒有三四米长，轮胎有现在的挖土机轮胎那么大。我们之所以驻扎在清镇县，主要是因为这里城东南约7公里有个清镇飞机场。按照之前的说法，我们部队是在那里等上级的命令，为“打到东京去”作准备。不过，就在我们在贵阳待命期间，日本投降了。

　　五

　　随后，国内战争爆发。

　　1947年，我们在沈阳战败。公路、铁路都不通车了，我被安排乘飞机护送军官们的家属到上海、汉口等地。

　　1948年8月中旬，我所在的部队被打散。混乱中我被整编进炮兵15团，因为开车技术好，被安排开车运送满满一卡车用50厘米长的铁盒子装着的黄金、光洋，随部队转移。两吨半的卡车上堆了整整五吨重的货，我估计一个盒子里面可能装着1000块大洋。这一卡车的金条和光洋，据说是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要求运送到广西的。我们从汉口出发，一路辗转长沙、衡阳、桂林、南宁，然后到了钦州县下面一个叫小董的地方。

　　1949年，我们在小董被解放军俘虏，军官都被抓去劳教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就各自被遣散回家。我领了路条以后，坐车到了桂林。因为我老婆在桂林呢，我们是1948年我在桂林停留的时候结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