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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抗战老兵以建明口述:差点被打死在百色(图)

来源:桂林晚报2015年7月19日 10:29【评论0条】字号:T|T

  桂林晚报讯(刘玉 文/摄)抗战老兵以建明的家是一栋四层楼的小洋房,坐落在广西永福县城永福街上。

以建明,回族,1921年1月生于广西永福县永福镇老街。1941年考入桂林城防高射炮队,1943年考入黄埔军校桂林分校20期炮科,1944年奉命参加龙虎关战斗,之后在百色、田东、凌云一带与日军作战一年多,后转入成都本校20期步科,1946年毕业后任新6军第14师42团炮兵上尉连长。1948年10月被解放军俘虏,受命在佳木斯教授解放军战士使用高射炮,东北全面解放后被遣散回乡。  以建明,回族,1921年1月生于广西永福县永福镇老街。1941年考入桂林城防高射炮队,1943年考入黄埔军校桂林分校20期炮科,1944年奉命参加龙虎关战斗,之后在百色、田东、凌云一带与日军作战一年多,后转入成都本校20期步科,1946年毕业后任新6军第14师42团炮兵上尉连长。1948年10月被解放军俘虏,受命在佳木斯教授解放军战士使用高射炮,东北全面解放后被遣散回乡。

  他那狭窄的住房里显得有几分杂乱,除了席梦思床略显“现代”,其他的家具全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货。时值寒冬,床上垫的还是一张夏天用的草席,由于被子太单薄,老人在被子上面铺了一件旧棉衣御寒。这些天气温更加低,老人就在上面又加了一件。临窗破旧的办公桌上,有两个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盒,一个用来装当地政府给他的慰问信、资料,一个用来装台湾的同学、战友邮寄来的信件、资料。里面放着几本厚厚的黄埔军校20期同学通讯录和一封去台湾聚会的邀请函,是老人家少有的极珍贵的几件“宝贝”。

  墙角有限的空间里摆着一张旧书桌,桌上的老木头箱子的年代似乎比桌子更加久远。老人神秘地告诉我们,箱子里还珍藏着一枚他当兵时留下的国民党部队帽徽呢。

  “保存这么些年了,居然还没有丢失?”我好奇地问。老人闻言,脸上难得地闪过一丝得意的笑容。

  “除了大腿上的枪伤,这枚帽徽恐怕算是我当兵那么多年留下的唯一纪念品了。”老人乐观地回道。

  一

  我的家庭,是广西永福县永福街上传统的小手工业家庭,父辈们在临街的小作坊从事榨油、做面条的小生意维持全家人的生计。父母亲一共生了我们兄弟5人,外加3个姐妹。

  1942年,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兵源紧张,四处抓丁。按照政府的政策,我们家里一定要抽个男丁去当兵。此前,因为害怕上前线打仗,读完小学以后我就偷偷溜到离家30多公里的桂林市,考入了桂林城防高射炮中队做了学兵。当时是瞒着周围的人去的,怕政府知道以后不让去。

  那时候我想,等上了军校,家里就算有个当兵的了,政府就不会再找家里的麻烦。

  我们是桂林防空高射炮中队的学兵,我和10多个学兵一起驻守在伏波山,那里配备有一门高射炮。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出操、跑步,然后就训练一下高炮操作,有日本鬼子的飞机来的时候就射击,那时候飞机不算多。我在伏波山高炮阵地守了一年多。

  1943年年底,我考取了位于桂林南郊李家村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桂林分校20期炮科。

  对于黄埔军校桂林分校的记忆我已经很模糊了,但还记得操场上醒目地立着“抬起头来!竖起脊梁!挺起胸膛!”的标语牌,还有林森题写的“精忠卫国”和蒋介石题写的“亲爱精诚”,这些我一辈子都记得。我们的分校主任关麟征,治军非常严格。记得有两个少将教官,因为贪污问题,被关麟征知道以后,二话不说当场枪毙。关麟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他在黄埔系中以“毕生穷力杀倭寇、一代名将姓字香”著称,人家都喊他“关铁拳”,听说后来他当了大官。

  二

  1944年,衡阳失守后,日军向广西进攻。迫于形势,我们分校接到命令,开赴龙虎关阻击日军。龙虎关位于湖南与广西交界处,山势险要,是敌我必争的军事要冲。当时那里是第九战区与第四战区的交界处,形成了“两不管”的狭长地带,一旦日军由此乘虚而入,与湘桂北线敌军形成钳形攻势,便可直取桂林、柳州。接到命令后,黄埔军校六分校全体师生和练习员编成一个总队,于5月18日兵分两路,开赴目的地。经过几天行军和调整,5月23日,我们顺利抵达龙虎关,并于第二天早上开始构筑防御工事。

  在这次阻击战中,我们干得最漂亮的一次就是迂回敌后偷袭。

  当时有一小撮鬼子兵,守在一个山包上面,我们从正面久攻不下,于是领导把我们分成两支小分队,一队在敌人正面佯攻,我和10多个人组成的另外一支小分队从山坳里迂回到敌人后面偷袭,打得鬼子鬼哭狼嚎,没多久就把阵地拿下了。

  这次战斗,是我们这批学兵第一次参加实战,对我们之后正式和鬼子作战起到了很好的教导作用。几天以后正规部队来接防,除了留下的一部分继续在那战斗,直到龙虎关阻击战结束,我们有一半学兵被国民革命军部队接走,说是要调去保卫广西首府。

  我们经平乐、百色向田东、凌云一路往南进发。没想到日本人比我们先一步到达了宜山。在宜山大山塘时,我们和日军发生遭遇战,在当地自卫队、民团的协助下,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并打死日军30多人。他们武器比我们的多,而且威力也大很多,但是我们的人比较团结。当时我们用的武器是七九式步枪,日军的武器是三八枪,而当地的民团和自卫队,用的则主要是以土制的鸟铳为主。你别说,日本人还最怕民团的鸟铳、土炮,每次一听到鸟铳的枪响,就赶紧躲起来,鸟铳打出的钢珠比较散,打击面大,打在身上满是小窟窿,做手术的医生都头痛。

  日军的三八枪比我们的枪好用,加上他们有大炮协助攻击,我们就只好采取一些灵活机动的战术来打击日军。我们和当地的民团、自卫队非常团结,每次只要说去打鬼子,他们就都抢着报名。大家都非常憎恨日本鬼子在中国的恶行,都想快点把他们赶出中国。尤其是凌云那些地方民团的人,特别英勇,经常主动过来邀我们一起去打日本,他们经常跑过来用土话问:“打日本人,你们去不去?”他们打日本特别打得狠,只要听说是去打日本兵,不管男女老少都想要参加。那段间我们大家只要见到日本兵就打。

  三

  在百色的一座大山下,我差点被小鬼子打死在那里。

  一天黄昏,太阳刚下山的时候,山里的天色已经昏暗。部队在丛林里休整,我们班12个人接到命令沿山路巡逻警戒。

  “有敌军!”突然,前面负责探路的士兵大声喊道。

  “隐蔽!”我听见前面的喊话以后,手一挥,大家各自快速寻找掩体,然后利用山石、大树的掩护对着敌方开火。我们遭遇的日本兵是二十几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十几分钟后就被消灭了大部分,还剩下4个看情况不妙掉头就跑。我离他们的距离最近,拔腿就跟着追了过去。追了大概几百米,4个日本兵被我们打散了,我就盯着跑得最快的那个猛追,一边追一边向他开枪,打了两枪都没有打中。他看我开枪,回过头来趴在地上朝我开了一枪,我一看这架势,心里来气了!这个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大概只有百来米,他看我愣了一下,就站起来用枪指着我,我也瞄准了他。

  “砰!”的一声响,我们两人几乎同时扣动扳机。

  他见我的枪应声落地,掉头又逃,我弯腰捡枪,打算再追,只追出几步,大腿传来剧烈的疼痛,我摔倒在地上,头上正好撞着一块石头,只感觉头喝醉了酒一样眩晕,眼睛怎么也没有力气睁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4个日本兵已经全部被战友们活捉了。我左边的大腿,被那个和我对战的日本兵打中。我那一枪,也正好打中那个家伙的肩膀。

  押着俘虏回营地路过村子的时候,一个卖草药的瑶族老乡见我腿上在流血,就冲我喊:“喂,受伤了?”

  “不要紧。”我讲。

  老乡见我走路脚一跛一瘸的,就硬拉着我在路边的大树边坐下,他钻进灌木丛中抓了一把草药回来,放在嘴里用力嚼烂以后敷在我的枪眼上,再找来一块布条做了简单包扎,这才又喊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搀扶着送我回去。

  回到驻地,大家正在审问那4个日本兵。

  “大爷,饶命啊。我是被胁迫来打仗的啊。”见我过来了,那个家伙赶忙冲我点头哈腰。

  “你怎么懂讲中国话?”我奇怪地问他。

  “大爷,我是东北人啊,你放了我吧。”那家伙不断地求我放他走。

  我听讲他是东北人,有些不相信,就问他是东北哪的。回答说是东北四平的。确信他果真是中国东北人以后,我更加气愤,就大声质问他:“你个狗日的,是中国人还打中国人?”

  那家伙开始大声哭起来“我一家老少都在日本人手上控制着,如果不帮日本人打仗,全家就会挨杀光。”

  这时我们才发现当时日本部队里面的士兵,好多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日本人,而是朝鲜人和来自东北的伪军。朝鲜人则是被日本人带往东北的,都会说中国话。而日军里当军官的,都是日本人。在后面的战斗中我们抓获了更多的日军俘虏后发现,不但伪军有些是被要挟来参战,日军中的“慰安妇”,也有很大部分是因为丈夫或者儿子被军国主义者抓来中国以后,自己又被胁迫到日军军中“慰问”军官,其中既有朝鲜以及中国台湾和东北的妇女,也包括日本本土的女人们。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自愿来的日本妇女。

  那几个被抓的鬼子兵,他们不断地解释、求饶,并保证以后不再打中国人以后,我们最终放弃了枪毙他们的想法,在放走他们之前,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是汉奸、卖国贼!本来是要枪毙的,但考虑你们家里还有家人在等你们,现在放你们回去。回去以后你们要告诉周围的人,不能再当汉奸打自己中国人了。”

  在广西宜山、田东、百色等地对日作战一年多之后,日本人宣布投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六分校奉令撤销。我们一群学兵坐车到了四川成都,我考入陆军军官学校成都本校20期步兵科,于1946年毕业。军校学生几乎全部被派往各地内战战场。我作为少尉排长被派往驻守辽宁省丹东的国民党新6军,在14师42团炮兵连任职,后来在这里担任一名带兵的上尉连长。新6军军长是廖耀湘,他曾经参加过缅甸反击战,战功显赫,他于1944年升任新6军军长。

  四

  在东北期间的几场战争,是我经历过最惨烈的战争。

  有一次,我奉命在丹东带领10多个军校刚毕业的人跨越国境线去朝鲜打一场阻击战。上午7点多,我们一行人踩着厚厚的积雪来到边界。朝鲜方面军队发射的炮弹时不时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地上的雪被炸得黑一块黄一块的。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大家经过商量后,决定留下我和一个姓钟的战友在中国这边警戒,不让对方军队从那里跨越国界对我们形成包围,其他人则进入朝鲜领土去打阻击。10多分钟后,刚刚跨越边界线的我军就被对方情报人员发现。双方顷刻间展开了战斗,激烈的对战中,双方都有伤亡。

  我发现情况不妙,赶紧命令队伍后撤。就在他们抬着伤员跑出几步的时候,天上落下了像雨点一样密集的迫击炮炮弹。

  片刻间,我们的人被炸得血肉横飞。那种惨状,我至今难忘。太惨烈了!

  这次行动中除了我们两个留守人员,其他人全部阵亡。

  1948年10月,在东北辽西一带,哪个地方我记不得了,国民党军被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打败。那天,接到通知我们部队要马上撤出东北战场,因为通知来得非常突然,我和几名士兵正在阵地上收拾装备,没多久工夫,不远处负责接送官兵转移的汽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挤满了人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开走。我们剩下的人就守在原地等其他汽车来接。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就这样我被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俘虏。被俘后在解放军那边学习,学习共产党的政策。

  辽沈战役期间,因为林彪的部下知道我是黄埔军校炮科毕业的,就安排我在佳木斯教授解放军炮兵用炮的技术。

  东北全面解放以后,我在解放军部队接受了近一年时间的劳改、学习,然后被遣散回乡。在佳木斯市一起被遣散的还有10多名前国民党军官,有贵州的、湖南的人,从北到南我们一路各自分散,到湖南衡阳下车和最后两位战友分手,在当地的军管会换了路条之后,再登上长沙到桂林的火车,就剩我一个广西桂林人了。在从东北回老家的路上,拿着路条坐车都不要钱,还供应我们伙食,只是按规定每到一地都需要去换路条、登记、造册。有一次我去换路条,一个领导笑着对我说:你们这些同志辛苦了。我当时心想,你这是在嘲笑我吧。

  具体是哪年回来的,我糊涂了。

  回到老家永福的第二年,家里人托媒婆撮合,我和妻子认识,结婚之后生育两个小孩。

  这个其实是我的第二任老婆。那时候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吃了解放军的败仗,我以前的老婆、儿子跟着我们一起走在路上,被炸死了。她是东北人,自愿跟我的。

  那个时候的战场,太惨了,死的人太多。

  我现在年纪大了,已经记不起什么。脑子糊涂,有时候晚上睡觉躺在床上想想,偶尔能想起一些片段。

  我想最坏事的,还是当年日本国家的政策。有谁愿意打仗?谁愿意死那么多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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