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晚报讯(刘玉 文/摄)抗战老兵以建明的家是一栋四层楼的小洋房，坐落在广西永福县城永福街上。

　　他那狭窄的住房里显得有几分杂乱，除了席梦思床略显“现代”，其他的家具全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货。时值寒冬，床上垫的还是一张夏天用的草席，由于被子太单薄，老人在被子上面铺了一件旧棉衣御寒。这些天气温更加低，老人就在上面又加了一件。临窗破旧的办公桌上，有两个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盒，一个用来装当地政府给他的慰问信、资料，一个用来装台湾的同学、战友邮寄来的信件、资料。里面放着几本厚厚的黄埔军校20期同学通讯录和一封去台湾聚会的邀请函，是老人家少有的极珍贵的几件“宝贝”。

　　墙角有限的空间里摆着一张旧书桌，桌上的老木头箱子的年代似乎比桌子更加久远。老人神秘地告诉我们，箱子里还珍藏着一枚他当兵时留下的国民党部队帽徽呢。

　　“保存这么些年了，居然还没有丢失？”我好奇地问。老人闻言，脸上难得地闪过一丝得意的笑容。

　　“除了大腿上的枪伤，这枚帽徽恐怕算是我当兵那么多年留下的唯一纪念品了。”老人乐观地回道。

　　一

　　我的家庭，是广西永福县永福街上传统的小手工业家庭，父辈们在临街的小作坊从事榨油、做面条的小生意维持全家人的生计。父母亲一共生了我们兄弟5人，外加3个姐妹。

　　1942年，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兵源紧张，四处抓丁。按照政府的政策，我们家里一定要抽个男丁去当兵。此前，因为害怕上前线打仗，读完小学以后我就偷偷溜到离家30多公里的桂林市，考入了桂林城防高射炮中队做了学兵。当时是瞒着周围的人去的，怕政府知道以后不让去。

　　那时候我想，等上了军校，家里就算有个当兵的了，政府就不会再找家里的麻烦。

　　我们是桂林防空高射炮中队的学兵，我和10多个学兵一起驻守在伏波山，那里配备有一门高射炮。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出操、跑步，然后就训练一下高炮操作，有日本鬼子的飞机来的时候就射击，那时候飞机不算多。我在伏波山高炮阵地守了一年多。

　　1943年年底，我考取了位于桂林南郊李家村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桂林分校20期炮科。

　　对于黄埔军校桂林分校的记忆我已经很模糊了，但还记得操场上醒目地立着“抬起头来！竖起脊梁！挺起胸膛！”的标语牌，还有林森题写的“精忠卫国”和蒋介石题写的“亲爱精诚”，这些我一辈子都记得。我们的分校主任关麟征，治军非常严格。记得有两个少将教官，因为贪污问题，被关麟征知道以后，二话不说当场枪毙。关麟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他在黄埔系中以“毕生穷力杀倭寇、一代名将姓字香”著称，人家都喊他“关铁拳”，听说后来他当了大官。

　　二

　　1944年，衡阳失守后，日军向广西进攻。迫于形势，我们分校接到命令，开赴龙虎关阻击日军。龙虎关位于湖南与广西交界处，山势险要，是敌我必争的军事要冲。当时那里是第九战区与第四战区的交界处，形成了“两不管”的狭长地带，一旦日军由此乘虚而入，与湘桂北线敌军形成钳形攻势，便可直取桂林、柳州。接到命令后，黄埔军校六分校全体师生和练习员编成一个总队，于5月18日兵分两路，开赴目的地。经过几天行军和调整，5月23日，我们顺利抵达龙虎关，并于第二天早上开始构筑防御工事。

　　在这次阻击战中，我们干得最漂亮的一次就是迂回敌后偷袭。

　　当时有一小撮鬼子兵，守在一个山包上面，我们从正面久攻不下，于是领导把我们分成两支小分队，一队在敌人正面佯攻，我和10多个人组成的另外一支小分队从山坳里迂回到敌人后面偷袭，打得鬼子鬼哭狼嚎，没多久就把阵地拿下了。

　　这次战斗，是我们这批学兵第一次参加实战，对我们之后正式和鬼子作战起到了很好的教导作用。几天以后正规部队来接防，除了留下的一部分继续在那战斗，直到龙虎关阻击战结束，我们有一半学兵被国民革命军部队接走，说是要调去保卫广西首府。

　　我们经平乐、百色向田东、凌云一路往南进发。没想到日本人比我们先一步到达了宜山。在宜山大山塘时，我们和日军发生遭遇战，在当地自卫队、民团的协助下，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并打死日军30多人。他们武器比我们的多，而且威力也大很多，但是我们的人比较团结。当时我们用的武器是七九式步枪，日军的武器是三八枪，而当地的民团和自卫队，用的则主要是以土制的鸟铳为主。你别说，日本人还最怕民团的鸟铳、土炮，每次一听到鸟铳的枪响，就赶紧躲起来，鸟铳打出的钢珠比较散，打击面大，打在身上满是小窟窿，做手术的医生都头痛。

　　日军的三八枪比我们的枪好用，加上他们有大炮协助攻击，我们就只好采取一些灵活机动的战术来打击日军。我们和当地的民团、自卫队非常团结，每次只要说去打鬼子，他们就都抢着报名。大家都非常憎恨日本鬼子在中国的恶行，都想快点把他们赶出中国。尤其是凌云那些地方民团的人，特别英勇，经常主动过来邀我们一起去打日本，他们经常跑过来用土话问：“打日本人，你们去不去？”他们打日本特别打得狠，只要听说是去打日本兵，不管男女老少都想要参加。那段间我们大家只要见到日本兵就打。

　　三

　　在百色的一座大山下，我差点被小鬼子打死在那里。

　　一天黄昏，太阳刚下山的时候，山里的天色已经昏暗。部队在丛林里休整，我们班12个人接到命令沿山路巡逻警戒。

　　“有敌军！”突然，前面负责探路的士兵大声喊道。

　　“隐蔽！”我听见前面的喊话以后，手一挥，大家各自快速寻找掩体，然后利用山石、大树的掩护对着敌方开火。我们遭遇的日本兵是二十几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十几分钟后就被消灭了大部分，还剩下4个看情况不妙掉头就跑。我离他们的距离最近，拔腿就跟着追了过去。追了大概几百米，4个日本兵被我们打散了，我就盯着跑得最快的那个猛追，一边追一边向他开枪，打了两枪都没有打中。他看我开枪，回过头来趴在地上朝我开了一枪，我一看这架势，心里来气了！这个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大概只有百来米，他看我愣了一下，就站起来用枪指着我，我也瞄准了他。

　　“砰！”的一声响，我们两人几乎同时扣动扳机。

　　他见我的枪应声落地，掉头又逃，我弯腰捡枪，打算再追，只追出几步，大腿传来剧烈的疼痛，我摔倒在地上，头上正好撞着一块石头，只感觉头喝醉了酒一样眩晕，眼睛怎么也没有力气睁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4个日本兵已经全部被战友们活捉了。我左边的大腿，被那个和我对战的日本兵打中。我那一枪，也正好打中那个家伙的肩膀。

　　押着俘虏回营地路过村子的时候，一个卖草药的瑶族老乡见我腿上在流血，就冲我喊：“喂，受伤了？”

　　“不要紧。”我讲。

　　老乡见我走路脚一跛一瘸的，就硬拉着我在路边的大树边坐下，他钻进灌木丛中抓了一把草药回来，放在嘴里用力嚼烂以后敷在我的枪眼上，再找来一块布条做了简单包扎，这才又喊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搀扶着送我回去。

　　回到驻地，大家正在审问那4个日本兵。

　　“大爷，饶命啊。我是被胁迫来打仗的啊。”见我过来了，那个家伙赶忙冲我点头哈腰。

　　“你怎么懂讲中国话？”我奇怪地问他。

　　“大爷，我是东北人啊，你放了我吧。”那家伙不断地求我放他走。

　　我听讲他是东北人，有些不相信，就问他是东北哪的。回答说是东北四平的。确信他果真是中国东北人以后，我更加气愤，就大声质问他：“你个狗日的，是中国人还打中国人？”

　　那家伙开始大声哭起来“我一家老少都在日本人手上控制着，如果不帮日本人打仗，全家就会挨杀光。”

　　这时我们才发现当时日本部队里面的士兵，好多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日本人，而是朝鲜人和来自东北的伪军。朝鲜人则是被日本人带往东北的，都会说中国话。而日军里当军官的，都是日本人。在后面的战斗中我们抓获了更多的日军俘虏后发现，不但伪军有些是被要挟来参战，日军中的“慰安妇”，也有很大部分是因为丈夫或者儿子被军国主义者抓来中国以后，自己又被胁迫到日军军中“慰问”军官，其中既有朝鲜以及中国台湾和东北的妇女，也包括日本本土的女人们。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自愿来的日本妇女。

　　那几个被抓的鬼子兵，他们不断地解释、求饶，并保证以后不再打中国人以后，我们最终放弃了枪毙他们的想法，在放走他们之前，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是汉奸、卖国贼！本来是要枪毙的，但考虑你们家里还有家人在等你们，现在放你们回去。回去以后你们要告诉周围的人，不能再当汉奸打自己中国人了。”

　　在广西宜山、田东、百色等地对日作战一年多之后，日本人宣布投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六分校奉令撤销。我们一群学兵坐车到了四川成都，我考入陆军军官学校成都本校20期步兵科，于1946年毕业。军校学生几乎全部被派往各地内战战场。我作为少尉排长被派往驻守辽宁省丹东的国民党新6军，在14师42团炮兵连任职，后来在这里担任一名带兵的上尉连长。新6军军长是廖耀湘，他曾经参加过缅甸反击战，战功显赫，他于1944年升任新6军军长。

　　四

　　在东北期间的几场战争，是我经历过最惨烈的战争。

　　有一次，我奉命在丹东带领10多个军校刚毕业的人跨越国境线去朝鲜打一场阻击战。上午7点多，我们一行人踩着厚厚的积雪来到边界。朝鲜方面军队发射的炮弹时不时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地上的雪被炸得黑一块黄一块的。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大家经过商量后，决定留下我和一个姓钟的战友在中国这边警戒，不让对方军队从那里跨越国界对我们形成包围，其他人则进入朝鲜领土去打阻击。10多分钟后，刚刚跨越边界线的我军就被对方情报人员发现。双方顷刻间展开了战斗，激烈的对战中，双方都有伤亡。

　　我发现情况不妙，赶紧命令队伍后撤。就在他们抬着伤员跑出几步的时候，天上落下了像雨点一样密集的迫击炮炮弹。

　　片刻间，我们的人被炸得血肉横飞。那种惨状，我至今难忘。太惨烈了！

　　这次行动中除了我们两个留守人员，其他人全部阵亡。

　　1948年10月，在东北辽西一带，哪个地方我记不得了，国民党军被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打败。那天，接到通知我们部队要马上撤出东北战场，因为通知来得非常突然，我和几名士兵正在阵地上收拾装备，没多久工夫，不远处负责接送官兵转移的汽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挤满了人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开走。我们剩下的人就守在原地等其他汽车来接。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就这样我被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俘虏。被俘后在解放军那边学习，学习共产党的政策。

　　辽沈战役期间，因为林彪的部下知道我是黄埔军校炮科毕业的，就安排我在佳木斯教授解放军炮兵用炮的技术。

　　东北全面解放以后，我在解放军部队接受了近一年时间的劳改、学习，然后被遣散回乡。在佳木斯市一起被遣散的还有10多名前国民党军官，有贵州的、湖南的人，从北到南我们一路各自分散，到湖南衡阳下车和最后两位战友分手，在当地的军管会换了路条之后，再登上长沙到桂林的火车，就剩我一个广西桂林人了。在从东北回老家的路上，拿着路条坐车都不要钱，还供应我们伙食，只是按规定每到一地都需要去换路条、登记、造册。有一次我去换路条，一个领导笑着对我说：你们这些同志辛苦了。我当时心想，你这是在嘲笑我吧。

　　具体是哪年回来的，我糊涂了。

　　回到老家永福的第二年，家里人托媒婆撮合，我和妻子认识，结婚之后生育两个小孩。

　　这个其实是我的第二任老婆。那时候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吃了解放军的败仗，我以前的老婆、儿子跟着我们一起走在路上，被炸死了。她是东北人，自愿跟我的。

　　那个时候的战场，太惨了，死的人太多。

　　我现在年纪大了，已经记不起什么。脑子糊涂，有时候晚上睡觉躺在床上想想，偶尔能想起一些片段。

　　我想最坏事的，还是当年日本国家的政策。有谁愿意打仗？谁愿意死那么多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