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驶出营门，在路边没衣服穿的孩子们都会冲我们大喊“Kawajia, how are you, give me one pound。”(你好，外国人，给我一块钱。)这是他们唯一一句会的英文。

　　死者叫约翰，24岁，当地人，我认识他，前天在市场巡逻时，他拉住了我，身上只裹着一块蓝黑相间的破花布，满脸灰土，流着鼻涕，苍蝇像吸盘似的不肯放过他的脸，他用食指不停地指着自己的嘴巴，乞求我能给他一些钱。我这个人心肠很软，碰到无家可归的孩子，落魄无生计的居民，或是前线下来的伤员，都会布施些小钱，我知道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能管一顿饭。

　　早上，大约10点左右，我正在当地警局给警员们上课，翻译杰夫(当地人95%是不会说英语的，联合国会在当地招聘语言翻译，便于我们日常工作)接到了电话，告诉我在Blue Nile(当地一酒吧，蓝色铁皮蓬包裹搭起来的简陋小房子)，一男子正挥舞着匕首，追杀店主老板娘。酒吧离警局并不远，我带上了两个个持枪当地警察(在南苏丹任务区，维和警察是没有执法权的)，载着新来的南非女同事赛琳娜，立即赶往现场，一路上我们决定，由赛琳娜和一名当地警察负责警戒现场，隔离人群。我和另一名警察前去劝服，最坏的打算就是当场击毙他。

　　这个酒吧位于市场北面入口处，人流量大，市场内部交叉口多，我们把车停在了隔壁巷子距离现场约50米处的杂货店旁，车头朝外。已经能听到有人在疯狂叫喊了，附近商铺居民早已落荒而逃了。幸运地是店主老板娘也成功逃脱了。她惊魂未定，告知我们，这个家伙醉熏熏的来到酒吧后，想要Sico(当地老百姓自己酿的高粱酒)，当她去拿酒时，嫌疑人拔出了匕首(当地男人左臂上都会有一把匕首，是用来宰割牲畜的，异常锋利)想要袭击她，她幸运地从侧门逃脱，现在嫌疑人正发疯似的在酒吧门口叫喊着，失控地挥舞着手中的匕首。

　　下车后，跟我一组的当地警察莫里斯打开了枪保险，拨到了自动连发的档位，当地大部分警察都是从南苏丹人民解放军改组过来的，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勇猛果敢，但执法粗暴。我跟莫里斯说，不着急举枪，以免他反应过激，我们试着去沟通，你在侧面照应即可，不到万不得已，请别开枪。我把伸缩警棍插在了腰后，催泪喷雾剂给了杰夫，让他藏在口袋里。深吸了一口气，和杰夫举起了双手，缓慢地朝他走去，距离大约10米处，看到身上那块蓝黑相间的破布，我认出了他。

　　“伙计，你不必这样，冷静些，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把刀放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

　　杰夫几乎是同声传译的。约翰看到了我，似乎也认出了我，喘着粗气，满眼通红，脸上布满了泪痕，紧握着匕首的右手在不停地颤抖着，眼神里中除了绝望还是绝望。

　　“mie yi bo li ,a luo mi qiang…..mie yi bo li ,a luo mi qiang...。。”他不停地重复着。

　　“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杰夫小声地翻译着。

　　正当我在思考着下一句说词时，可怕的一幕发生了，约翰用匕首迅速插入了自己的脖子右侧颈动脉，没有丝毫的犹豫，鲜血与深黑色的皮肤形成了强烈的颜色撞击，急剧喷涌而出，倒地，痉挛，一动不动。我彻底惊呆了，突然感觉呼吸很困难，似乎也跟着停止了，脑中一片空白。国内参与抢险救援，血腥的场面没少经历，但如此近距离看着认识的人像宰羊一样的割着自己的喉咙，让我的内心着实压抑到了极点，那是一种你怎么吼叫都无法驱除的压抑感，这并不是恐惧和惊慌的感觉，而是仿佛有什么东西堵在了胸口，越来越沉，越来越紧，挥之不去。杰夫用双手遮住了眼睛，把头低向了一旁，嘴里念叨着天主教的经文。

　　两名当地警察，检了几个路边装玉米粉的破编织袋，盖住了尸体，但地上的血却一直在扩散流动着，丝毫渗透不进这干燥的黄土地，让我感觉，人死了，连灵魂的去处都没有。

　　回去的路上，我让赛琳娜开的车，脑袋像患了强迫症一样的不停地播放着刚才那一幕。

　　第二天我们从警局得知，约翰和他的哥哥相依为命，都是孤儿，一周前，哥哥战死在了前线BOMA，精神崩溃之后，每天开始到处乞讨要钱借酒消愁，最后酿成了悲剧的发生。

　　这件事对我的心灵触动很大。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布施过一分钱，遇到实在可怜的人，只会买些水和食物给他们。我深刻地意识到贫穷、饥饿、疾病、战乱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当一个人再也没有勇气去寻找坚持下去的理由。(作者：柳州支队特勤中队副队长 南苏丹驻卡波一塔维和警察 方梓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