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日，周二，国庆节，和中秋一样，若不是网上有朋友留言，我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在联合国，大家只认可类似于五一和三八这样的国际性节日。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很多，但是在任务区，中国自己的节日，你还是得老实上班。

向国旗致敬。

国旗在风中飘扬。

　　妮娜，小女孩，7岁，托坡撒典型的装束，脖子上挂着黄绿黑间色的塑料项圈，去的时候躺在医院的破床上，一动不动，神情呆滞，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贝蒂，小女孩，11岁，妮娜的姐姐，低着头，捂着双脸，靠坐在床边的地上。她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不再愿回想。

　　早晨7点50分，例行去警局co-location(协同警务)，发现县长马丁十分愤怒的在警局里狠狠地抽了一个嫌疑犯两个耳光，还冲着警局局长怒吼，“谁要是放了他，就一辈子也别想离开拘留所。”出于人权保护的考虑，我们及时的劝阻了县长，经询问后得知发生了一起恶性强奸案件，一个43岁的嫌疑人，只用了4磅，把两个小女孩拐走并强奸了。一个人两磅，折合人民币仅三块钱，这是什么概念，但我知道，在卡波一塔这个地方，一个面包、一块钱、一个空水瓶是可以轻易拐走一个孩子的。

　　我和一起的南非女警蒂迪，带上了当地警局的女刑侦员一起去了医院，了解被害者情况，两个孩子早已神志不清，拒绝与人交流了，据她们的母亲转述，家里太穷，两个孩子因为过于饥饿，才发生了这样的事。

　　在国内，我们被称作Peacekeeper(世界和平守护者)，但在任务区，我们被称作Police Advisor(警务指导者)，不佩枪，没有实际执法权，主要通过日常警务培训和案件具体指导来体现我们的存在价值。一年快过去了，当地警察的执法水平在我们的帮助下，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犯罪率确是我们这帮来自世界各国的维和警察一时所无法改变的，归根结底是因为贫穷、因为饥饿、因为战乱等等原因，我开始反思，在这里，一个人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无法满足，何谈工作、教育、经济发展、政治民主。这样的案件已经让我麻木了。我跟蒂迪说说，这个任务区，或许十年之后，依然离不开联合国的帮扶。

　　中午11点30分，上午警局工作结束后，我和蒂迪开着车去了机场，等待每周一班路过我们这个穷山恶水之地的直升飞机，说是机场，其实就是一块较大的丛林中荒芜的黄土地。但是我今天十分开心，一来是因为国庆节，二来是首都和其他地区的四个兄弟带着蔬菜等一系列供给品来看望我和老胡。一路上，我和蒂迪说起了我们的国庆日，说起了五星红旗的图案意义，说起了当年抗日的血泪史，说起了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蒂迪是南非的白人，英属殖民地受的教育，一口伦敦腔，她告诉我90年代夏天去北京时，她穿着一条紫色的灯笼裤，一件甲壳虫乐队的T恤，戴着一副雷朋的墨镜，走在我们首都的路上，被别人当成动物一样看。转眼20多年过去了，虽然她没再去过中国，但是通过电视、报纸、网络，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在超乎世界的预期飞速的发展，在南苏丹联合国任务区，所有的空调是海尔的，所有的电脑是联想的，纯净水厂是中国的，就连集装箱办公室板房都是中国人设计建造的。她赞许道：“Chinese is coming!”(中国人来了！)

　　12点15分，直升飞机准时降落了，从首都朱巴飞来，要3个小时，回想起半年前我第一次做直升飞机差点要吐的景象，我还是很心疼担心兄弟们的。我和老胡准时地守在了直升飞机舱门口，我们与副队长郑学、队员刘圣煌、马晓库、覃益安亲切得握手拥抱，这不是客套，而是真正的久违兄弟之情，在任务区，初来分配后，队员们能聚在一起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他们搬来了两个大箱子，里面有：两公斤青椒，两公斤生菜，两公斤苋菜，三公斤西红柿，15根黄瓜，20根玉米，20根胡萝卜，15条冰冻的尼罗河罗非鱼。

　　我和胡景仪是在卡波一塔县区工作的，是警队中队员生活环境最艰苦的地方了，旱季以来，除了洋葱和土豆，是买不到其它任何蔬菜的。曾经在利比里亚维和过的老胡时常跟我抱怨这个贫瘠的地方。因为首都有中国农场，所以兄弟们花了近乎在国内5倍的价钱给我们俩带来了这些补给品。中国俗话说礼轻情意重，的确，这些箱子是我搬过最重的了。

　　到了营区后，我和老胡尽起了地主之宜，就地取材，生起火为兄弟们煮起了饭菜，我用土豆胡萝卜炖起了咖喱羊肉，青椒切丝炒起了鸡蛋，虽然条件有限，但一切早已驾轻就熟。想起半年前一个人刚来这里时，连个鸡蛋都煎不好，毕竟以前在家是从来不懂下厨的，可如今，脱掉制服，就一家庭煮夫。兄弟们吃得很开心，副队长郑学也向我们转达了队长文龙和其他地区兄弟们的问候和关心，看着身旁那两箱蔬菜，我的鼻子酸酸的，低着头扒起了饭。

　　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大家有太多说不完的知心话，两个小时后，准时又把他们送回了机场，从卡波一塔回首都要4个小时，简单地比喻，在任务区坐直升飞机，就如同做全方位的海盗船，气流所带来的颠簸，时间长了，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依依惜别，性格幽默的我又用起了自己曾经在授勋座谈会时对政治部谭主任说的一番话：“回国后，再多的啤酒也表达不出我对这帮维和兄弟们的感激之情。南苏丹人肤色有多黑，我对他们的感情就有多深。”大家哈哈大笑，拥抱在了一起，说了保重的话。

　　直升飞机起飞时总会在卷起一阵狂沙，但怎么也带不走我和老胡的感动和感激之情。

　　下午回到办公室，邮件中我们接到了总部发来中国警队因工作需要延期一个月的正式命令，万米长跑快到终点了，突然又多了一公里，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可我依然坚定地相信，一万米大家都跑过来了，也一定能跑好那最后的那一公里。

　　加油，中国赴南苏丹第二支维和警队！

　　我爱你，我的祖国！(作者：柳州支队城中中队指导员  驻南苏丹卡波一塔维和警察 方梓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