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清早，我被一阵叫声吵醒了，是蒂迪，南非女警，37岁，第二次维和了，担任缉毒总队行动办公室主任，英语好，胆识好，嗓门大。起床遇到她后，我担心地询问其原因。她告诉我，她在呼唤太阳快出来。我无奈的笑了，今天是她第一天CTO(任务区的休假)，因为家在非洲，她买了机票打算明天从首都飞回去。但由于我们的工作驻地过于偏远，每周只有周一有直升飞机飞往首都，一旦当天下雨，出于安全考虑，飞行员会果断取消航班的。这意味着，如果今天下雨，蒂迪就还得在这里待一周。在卡波一塔，这样一个物资匮乏、偏远危险的地方，好不容易有假期了，能不能走还得看天，恰逢雨季，这儿经常下雨。我抬头看了看天，天边四个角都是黑的。蒂迪是个胖子，但来这不到两个月，已经瘦了12公斤了。

　　星期二，下午五点，下班后按惯例准备外出长跑，刚出门，便看见隔壁来自尼泊尔的女警莱西正在窗边抽烟。莱西，32岁，尼泊尔女警，国内担任市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我很吃惊，因为我知道她是从来不抽烟的，而且还是来自亚洲国家的，在尼泊尔，和中国一样，女性吸烟并不是能得到广泛理解和赞同的。我打了个招呼，与她寒暄起来，她悲伤地告诉我出来维和后，家里责任担得少，与丈夫的矛盾越来越多，关系很难维系下去了，加上自己的英语口音太重，和大部分队友很难顺畅的交流，不自信，挺压抑的。我记得莱西刚来时，给大家印象是非常乐观开朗的，可是在卡波一塔一段时间后，很少看见她对人微笑了。

　　星期三，科斯，男，波斯尼亚警察，36岁，国内特警支队副支队长，发达的肌肉，天生的幽默感，爽朗的笑声，人缘一直都不错。早晨在办公室，他又和另外一个同事吵起来了，仅仅是因为周末排班的小问题，上一周和别人吵架是因为争着要去州府培训的事。我突然发现，这段时间，大家很容易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争得面红耳赤，人际关系突然紧张了起来。这让我很费解，在联合国尊重各国多元文化是最基本的需求。科斯告诉我，他在国内并不是这样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待久了，性情变得暴躁、焦躁了许多。

　　星期四，州一级领导来到这里看望我们，当问及有什么困难时，我原以为会像国内一样的，大家会表示没问题，能顶住。可毕竟联合国的工作环境是非常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每个人都是可以够畅所欲言的。一个来自尼日利亚的小伙，激动万分，抱怨了起来，说我们这买不到蔬菜，一周只有一趟飞机，十二个男人只有一个卫生间，上周断电，只吃了4餐饭，营地里已经打死了四条非洲蝰蛇，可是连个医生和诊所都没有……他近乎失控地控诉着这个地方，大家在下面沉默了，因为这是事实。

　　星期五，我和来自加纳的老警察科纳斯一起去Katiko巡逻，车开到半路时，突然路边几个村民挥舞着手中的赶牛棍朝我们大喊，随车翻译让我们马上停车，后来得知前方约50米处，有一颗地雷，昨天被来自丹麦的排雷专家定位了，但暂时没有办法移除，只能用石头堆起来，我和科纳斯吓了一身冷汗，从那以后，只要路上看到有凸起的石堆，我都小心翼翼地从旁边绕过或则调头。

　　周末了，我的老搭档托米又在烈日下开始了他每天的健身运动，他已经59岁了，虽然身上的皱纹已经很多了，但浑身健硕的肌肉还是一块一块的清晰可见，在这里，没有人不佩服他过人的毅力。我告诉他，这段时间大家好像情绪都不太对劲。他说，这非常正常，经历了10次维和任务后，他发现在任务区的维和警察，虽说大部分都是国内的业务精英，心理素质过硬。可是在这样高压的工作环境、令人抓狂的生活环境下，各类消极情绪在不知不觉地侵蚀着每一个人，让你意识不到自己情绪的恶化，孤独、悲观、烦躁、愤怒等等，蔓延着，传染着。如果你找不到一个正确的途径去释放，后果会很糟糕。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在任务区待，特别是在像卡波一塔这样偏远落后、穷山恶水的地方，心里素质不过关，很多人是会疯掉的，所以，你必须保持每天正常的作息，按时起床，按时吃饭做菜，按时锻炼，按时与朋友通个电话，这些看似稀松平常，但对一个人的身心调整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回想起来，大约几周前，我也经常莫名地感到烦躁、易怒、低落，原来在任务区这样的环境，人的情绪就像一条抛物线一样，控制它的起伏程度是在这里生存的最重要的技能。

　　星期一，洗完脸后，我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老了很多，但还是努力地朝自己微笑。我知道额头上终将会刻上皱纹，但我能努力做到的就是不让这些皱纹刻在自己的心里。(作者：柳州支队特勤中队副队长 方梓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