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修中国史，常有令人眼目一新的感觉。缘因外国作者常能秉持客观的态度，以广袤阔大的全局视角去审视一些历史事件，并非是迎合权力美学的尺度进行书写，故在事件还原方面，也更为接近事实的真相。

图片来源：新浪柳州（陶琦/摄）

　　日本人菊池秀明在《太平天国前夜的广西社会变动》里面，记叙了一起发生在清代，柳州与广东的贸易纠纷。作者认为，当时两广总督驻地是在广州，加上广东的经济发达，同为辖地，广东有更被重视的倾向。发生在柳州的贸易纠纷，正是长期地域歧视性政策的总爆发，甚至之后席卷大半个中国、荼毒生灵的太平天国运动，也与广西的地方官员权限小、不具话语权、统治力弱不无关系。而这一次贸易纠纷，柳州的史志很少提及，难为今人所知。现将事件的起源脉络梳理出来，以飨读者的同时，也试图尽力去还原历史的模糊面容。

图片来源：新浪柳州（陶琦/摄）

　　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的清代前期，社会经济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在施行闭关锁国国策的当时，华南的最大城市广州，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唯一港口，垄断了所有的对外贸易，吸引了大量从事商业、手工业、制造业的外来人员，资本主义萌芽初显端倪，成为了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人口密集，消费量大，广东的粮食便出现了自产供应不足的情况。

　　当时在广西，依然是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两省同在两广总督辖内，广东商人便前往广西收购粮食，然后运回广东发售，广西由此成为广东的粮仓，称之为“西米东运”。为了避免广西方面设置贸易壁垒，朝廷还制定了相关政策，禁止广西的主政者与广东商人在收购粮食的问题进行协议，即使为了防备饥荒而需要储集粮食，也要以满足广东的需要为前提。广西方面并没有相关的主导权。

　　柳州作为广西的交通枢纽，有着水运的便利条件，成为了两广粮食贸易的中转站。广东的粮商通常于头年冬天到广西的农村收购粮食，然后囤积到来年春天，等柳江的水位上涨，航道恢复，再用船把粮食运回广东。这一做法成为了沿袭多年的惯例。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春，广东的米价暴涨，消息传到柳州，引发了时人的恐慌。因为广西前一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有往年的八成，人们担心广东的米价高涨，会造成大量的广西大米流入广东，从而造成本地的市场短缺，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柳州的米价也会随之高涨。因此，柳州的民众要求官府介入，不准广东的运粮船开行，马平知县许庭梧受生员王振宇等人的鼓动，让广东粮商把前一年收购的粮食留出两成，以济民食。粮商们没有答应，但粮商们又害怕遭到报复，不敢私自把运粮船开走。民意汹汹之下，驻屯柳州的广西提督胡天格也来进行调停，却没有任何结果。

　　广东方面闻知讯息，派遣专员于二月十九日抵达柳州，催促粮商尽快将粮食运回广东，以平抑粮价。柳州知府李杭下令，停泊在柳州的四十七艘运粮船，如果运载的是从别地收购来的粮食，可以启航。如果是在柳州收购的粮食，就要暂留下来，须酌量留下一部分在柳州出售。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由于地方官的权限比重小，柳州知府李杭也无法对抗更为强势的广东督运专员。接到命令的广东粮商，做好了第二天出航的准备，于是，船夫们又集体到柳州的市场上购买沿途所食的大米。柳州人看到船夫放着满船的大米不吃，却到市场上买米，误以为广东的米价已经失控，抢购大米的风潮顿起，柳州的米价迅速上涨到每升四文钱，为之前的一倍多。人心惶惶的柳州百姓，由此也更加坚信米价会继续上涨。

　　见市场一片混乱，柳州的守城兵卒张义和刘玉魁，带领29位平民冲到运粮船上，与看守船员发生了剧烈冲突。由于人多势众，张义等人很快就占据了上风，他们先用石头和棍子将船砸破口，又用木桶装水灌入船舱，导致两艘船沉没，四艘船严重受损，船上的许多粮食都沉落于柳江河中。接到报告，知府李杭率人前往制止，见有官府人员到来，众人顿时四散而逃，但领头的军人张义却逃不掉，当场被捕。经过查核，47艘运粮船上原载有两万八千余石谷子、三百多石大米，在骚乱当中，有一万两千余石谷子、两百九十八石大米沉落于柳江河底，谷子损失将近四成，大米几乎损失殆尽。

　　为了平抑柳州城内骤然暴涨的粮价，平息民怨，避免引发更大的骚乱，知府李杭从剩下的一万五千余石谷子中，甄别出从其他地区购入的六千八百余石谷子，准许运往广东。在柳州购入的八千五百余石谷子，则留在柳州本地出售。由于有充足的粮食供应，柳州市场上虚高的粮价很快就回落到了正常状态。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很快，广西巡抚恩长就向嘉庆皇帝报告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处罚的结果。领头作乱的军人张义被定为骚乱事件的主犯，流放到边疆。煽惑民意，怂恿生事，策动政府介入的生员王振宇，被剥夺秀才的资格。马平知县许庭梧受人煽动，盲目介入，使得事态扩大，柳州知府李杭未能把事态消弭于萌芽状态，也有失察之责，两人都受到了程度不一的处分。(陶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