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日报讯 桂林文化城曾经活跃着一个战斗的戏剧家群体，欧阳予倩、田汉、夏衍、杜宣等在这一具有军事意义的文化重镇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过巨大贡献。今天桂林城里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桂林桂剧院、救亡日报旧址等都可以提示人们的记忆。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是这样理解欧阳予倩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在桂林的业绩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把握住了他们作为艺术家、作为文化人的社会角色和劳动特点。这种理解又是不够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这种理解会限制我们对这些历史文化名人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再发现。导致这种片面性理解的原因在于，我们把文化仅仅视为一种专业范围内的文化，把文化人的重要性仅仅落实为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劳动者。这种认识是务实的，当然也是很表面的。更深入更细致地来看，不难发现，欧阳予倩和他的同代人很少就戏剧谈戏剧，就艺术论艺术，他们大多具有深谋远虑的兵学知识与智慧。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更像是战略家，而不仅仅是文化人。

　　以“西南剧展”为代表的文化行动并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活动，而是体现了军事斗争原则和方法的文化战役，其目标、方式和效果表明，主持者、参与者都应该是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杰出的军事素养和旺盛的文化创造力的文化战士。从筹备到举办，需要的是强劲的策划、参谋、组织、协调、指挥能力。因为在此期间动用的人力物力，其细致复杂的程度，几乎跟组织一场中等程度的会战大体相当。

　　欧阳予倩在桂林文化城，扮演的是多种角色，展现的是多方面的特点。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资历超过国歌词作者田汉。在桂林文化城时期，他又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戏剧家，而且是一位善于思考、敏于实践的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他从业于戏剧，但绝不局限于戏剧。他深谋远虑，常常以军事眼光来看待问题，并能将面对的问题简洁而理性地认识和解决，这不是普通的战略家，而是一位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的大战略家。从他对抗战戏剧之特点和未来的阐释中，不难读出他那卓尔不群的素养来。他提出，抗战戏剧不仅是抗战时期需要，即使是抗战结束，在民族复兴运动中仍然需要，因此，战争时期最应该做的是动员广大的民族文化力量，克服眼前的困难，以展开更伟大的前进。抗战戏剧不是把战场缩小了来再现于舞台，主要的是解释抗战意义，提高人民的抗战情绪，廓清妨碍抗战的传统思想，譬如，传统所说的“各为其主”“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忍辱含垢，以免生灵涂炭”，这些话，在本质上都有汉奸理论的毒素，是戏剧应该粉碎的。而不妥协、不屈服、强硬到底的精神，是我们必须效法的。“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历史上那些不以战略家自居，又缺乏政治权力护佑，但具有战略家的智慧和意志的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战略家。

　　1902年，14岁的欧阳予倩到日本东京留学，选择的是具有士官预备性质的成城中学，那时他最想做的事是进陆军学校。只要是跟军事有关的，他都非常乐意，不能学陆军，就去海军，不能进海军学校，哪怕是当军医也行。从早期的这些求学设想中，不难看出他的渴望。他最终因为视力的原因没能实现自己的从军梦，但那种以身许国的从军之愿已经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去日本留学的经历，在欧阳予倩的成长过程中，意义不同凡响。1903年前后去日本留学的那一批人，大多是怀着富国强兵的梦想去的。在《拒俄运动》资料中，还保留着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那时留日学生思想状况的回忆。孙中山说：“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联系这些背景因素，我们会更好地理解欧阳予倩为什么会迅速成长为“春柳社”的活跃骨干和中国现代戏剧的重要奠基人。

　　欧阳予倩第二次赴日留学，先去明治大学学习商科，后迅速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文科。早稻田大学在培养中国早期话剧人才的时候，既是中国学生学习西方话剧的中介，同时又可能是潜移默化地接受日本学习西方文化之方式的重要基地。当年日本的“壮士芝居”以及由此体现的日本文化的现代意识和创新性，也许是以欧阳予倩为代表的中国留日学生最感兴趣的。在这里，坪内逍遥不仅要求学生学习有关演剧的技艺，还要求学生以真诚、严肃的态度去深究艺术要旨及学理。“春柳社”最初以文艺研究会的方式创立，也是模仿早稻田大学坪内逍遥以“易风会”为基础组建的“文艺协会”的体制，有理由认为，早稻田大学“演剧研究所”“适应国势，振兴文运，提高社会风尚”的宗旨，以及戏剧体制、机制上的综合性，对欧阳予倩以及中国早期话剧艺术家的影响，会是非常深刻的。这些影响，我们从欧阳予倩归国后办伶工学社、南通更俗剧场、广东戏剧研究所以及在桂林建立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和桂剧改革中的举措里，可以看出贯穿其中的戏剧理念和基本方法。

　　作为桂林文化城时期一位有战略头脑的艺术专家，欧阳予倩的特点表现得很清晰。首先，他始终是把戏剧艺术作为战略手段来看待的，目标明确，绝不因自己对戏剧的偏爱而忽略民族复兴的大目标。其次，他在戏剧从业过程中，很少感情用事，始终头脑清醒。欧阳予倩为此的付出，连田汉都觉得自己做不到。第三，欧阳予倩在桂林文化城期间，大到筹划“西南剧展”，小到一出戏的排练，甚至包括经费的筹措，都做过细致周详的准备，绝不因为细节的疏忽而影响全局。第四，桂林文化城时期，欧阳予倩虽然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但他在实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堪为模范。如果不从战略眼光来看，就无法解释这些统筹大局的智慧。从根本上看，战略不仅仅是军事战略。(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