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日报讯(记者 揭廷魁 周佩铎 严申榜)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时刻，人民解放军乘胜向两广进军。中共中央华中局奉党中央指示在武汉组建了广西工作队，为解放广西准备干部队伍。首先批准了中共广西省委的领导人选，由张云逸任省委书记，陈漫远、莫文骅、何伟、李楚离分别任副书记。不久，又配备了桂林市的领导班子，由郭伟人任市委书记，段远钟任副书记，何伟兼任市长，王全国任副市长。
我们一行32人，解放前在武汉市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都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运，解放后经华中团校短期学习，调到广西工作队，分配到桂林市委青委。1949年11月1日，段远钟同志在汉口远东饭店召开了市委、市委青委全体干部会议。这是桂林市委组建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是我们第一次听市委领导段远钟同志讲话。他说到总队领导关于接管工作的指示，精辟地阐述了中心思想是，我们是代表人民去接管城市，而不能看作是党的某个干部来接管；怎样接管？依靠人民来搞好接管。谈到广西、桂林的形势，他说，桂林的保甲制和地方武装民团都比较严密。地下党的活动也卓有成效，为我们接管提供了条件。最后他详细交待了接管任务和应注意的事项，他强调要遵守“一切物品归公”的纪律，不能有损人民的利益。他虽然年轻(当时他是27岁)，却表现很老成稳重。
11月14日，郭、段、王首长带领我们从武昌徐家棚车站乘敞篷火车南下，经历了十几天的乘车和步行，于桂林市解放几天后抵达了目的地。
11月27日进入桂林的当晚，郭伟人就交待我们中的两位同志———胡敬关、黄清扬去桂西路(现解放西路)地下党城工委负责人住处联系，由郭伟人亲笔写了一封信带交城工委负责人黄绍亮。稍后一两天，市委副书记段远钟来到解放西路城工委负责人住处，会见了黄绍亮，并带黄到市军管会，逐一同郭伟人、王全国、徐江萍等领导同志见面。经大家商定，于12月11日下午，在市人民委员会礼堂召开桂林市党团员会师大会。地下党组织合并到市委，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唤起青年唤起群众当家作主
我们进入桂林后，休整一两天，即分组到各大专、中学联系地下党团员及积极分子，发动和组织群众，协助军管会文教接管部下去的同志搞好接管工作，建立教学新秩序。与此同时，组织各校同学上街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简称“约法八章”)，把党的声音传播到群众中去。遵照段远钟政委的指示，我们在各大专、中学组织积极分子，成立学生会组织，并利用放寒假的时机，举办青年学园活动，在进步同学中发展和壮大青年团组织，在各学校建立了团的支部，使青年团成为党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得力助手。
1950年2月，桂林市学生联合会筹委会、桂林市总工会筹委会、桂林市妇女联合会筹委会相继成立。在省委领导的直接指导下，市委领导郭伟人、段远钟、王全国还亲自拜访桂林市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如张先辰、石兆棠、万仲文、朱清烈、唐现之、魏继昌、卢燕南等。12月17日，桂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出席的各界代表有230余人。市军管会主任陈漫远报告施政方针，与会各界代表热烈讨论了应兴应革的重大事项。
跨入1950年，桂林市的军事接管工作基本结束，为巩固新政权，市委、市政府决定对工厂企业、行业、街道逐步开展民主改革。郭伟人、段远钟都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进城后的一切工作都带有清除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因素，树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
首先在公营企业水电厂、印刷厂开展民主改革，然后逐步扩展至私营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改革原官僚资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批斗骑在工人头上的作威作恶的把头，建立有工人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使工人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接着，在搬运、建筑、航运等行业开展民主改革，发动工人批斗封建把头，把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工人积极分子选入行业工会，实行民主管理，保障工人的合法权利。
至1952年冬，在街道铺开民主改革，这项改革较之企业、行业更为复杂。一些镇反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封建把头和逃亡地主都混迹在街道。在民主改革中，工作队开展宣传动员，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召开居民大会，批斗罪行昭著的反革命和把头，树立了街道劳动人民的优势，健全了街道居民委员会，使区政府工作有了依靠。
恢复经济谋划发展保障民生
解放后的桂林，国民党政府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群众基本生活艰难，当时城区人口只有9万多人，失业需要救济的城市贫民约3万人。市区到处是断墙残壁，市中心最高的三层楼房也只有张永发布店、榕城饭店两处。新政权建立后，市领导郭伟人、段远钟、王全国在省委直接领导下，在抓社会治安稳定的同时，狠抓经济恢复，保障民生。依据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多种经济成分互存互利、共同发展。一是筹建粮食、油脂、盐业、花纱布、土产、百货等国营贸易公司，从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采购了一批商品供应市场，稳定物价；二是与市里工商业界头面人物卢燕南、张香圃、龙德懋等谈话，通过他们动员工商业者恢复生产经营；三是鼓励个体手工业者组织生产组、合作社，开展生产自救；四是与桂北各县工商业者联系，于1950年7月在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城乡物资商品交易会，参加者十分踊跃。经过3年努力，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1952年与1950年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29.63%，全市财政收入增长1.44倍，城镇储蓄增长10.8倍。
王全国市长亲自领导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基本群众生活艰难开展救助。市人民委员会在财政困难的条件下，拨出巨款实行以工代赈。各区政府把失业贫困市民组织起来，维修城市基础设施，每天上工人数多达七八千人，锤石碴，修道路，清理榕湖、杉湖的淤泥，挖出的淤泥挑到依仁巷河边，无偿给菜农及农民肥地；深挖湖泥，增加蓄水，把挖出的湖泥堆积起来成为湖中小岛，还修建了九曲桥。在工商界人士支持下，搬来两江桥的钢架，并用钢轨拼焊起来支撑，修整了解放桥，结束了桂林东西两岸靠浮桥连通的历史。将市区主干道中山路、解放路车行道铺上沥青，整治道路坑洼不平。实行以工代赈，既解放决了城市贫民的生活就业，又维护了城市的基础设施，使城市面貌有了改观。
率先垂范培训干部牢记宗旨
解放初期，市委带领南下的老区支援的干部很少，南下工作团、华北大学、中原大学结业后新吸收的干部，还有我们华中团校结业后分配到市委的，总共200多人，桂林地下党的同志不到30人。接管后，留用了旧政府部分人员，又从部队转业到市里一批干部，市委开办了二期干校，短期培训一批积极分子加入干部队伍。干部的来源真正是五湖四海。
怎样带领好这样一批干部？
首先是市领导率先垂范，从严要求自己。当时条件艰苦，任务繁重，市委领导班子一心为工作，无私奉献；相互间关心支持，亲密无间，团结得很好；与党外民主人士相处和睦，肝胆相照，关系也很好。在繁忙工作中，他们坚持理论政策学习，努力提高执政水平。市委领导成员组织学习中心组，每周定期学习。王全国市长把学习心得笔记整理成文，投寄北京《学习》杂志发表。段远钟同志随军南下桂林，在军旅倥偬中还带着一套大部头的《世界文库》，足见他的勤奋好学。工作有了失误，作风有了偏差，带头作自我批评，在开展“三反”运动时，在全市党员干部会议上作认真的自我检查，1952年1月20日《桂林工人报》还作了公开报道，使干部深受教育，在社会上也引起了极大震动。
市委领导对干部很爱护、体贴，首先是在政治思想上爱护、引导。他们在作学习报告、工作会议等各种场合，向青年干部宣讲革命人生观、价值观，讲党的历史和传统，讲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市委领导放手让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进城不久，由于工作需要，就从市委青委调出了一批干部到市委、市政府以及各城区政府，担负重要职务。在工作中，青年干部出现浮躁、不深入等现象，市领导谆谆引导，联系实际讲要重视调研，从实际出发；讲先做学生、后做先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我们不只是在书本上，而且在繁复的实际中学会如何坚持实事求是，避免主观主义，掌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思想豁然开朗，打开了工作新局面。
市领导对我们年轻干部既严格要求，又非常体贴，有什么困难总是热情相助。田元善同志急性发作胃穿孔，住医院治疗需动手术，当时医院药物欠缺，连葡萄糖盐水都没有。我们将此事报告郭政委，他立即写一封信交给刘开泰去找驻军首长钟伟，请求部队医院帮助解决。钟伟军长见信后马上批示赠与两箱葡萄糖盐水，解决了田元善动手术的急需。在生活上他们与年青干部打成一片，亲密无间。下班以后，郭政委经常同我们一起打篮球，争抢篮板球时都互不相让。王市长喜欢打乒乓球。当时会议室没有专门的会议桌，只有一张乒乓球台，既是会议桌，又是球台，王市长跟青年干部下班后在这里欢声笑语，挥拍比赛。段政委不喜好球类运动，他当时还不会骑单车，下班后就叫我们在院子里教他学骑单车。他们同我们一起工余活动时，有说有笑的，毫无拘束地谈心。遇上年青干部办结婚喜事，他们也会到场祝贺。
我们当时都亲昵地称领导是“三长”：一是“首长”，他们带领我们南下桂林，领导我们在一片废墟的桂林扫清旧社会的污浊，为建设新桂林打基础；二是“师长”，言传身教，传授党的传统，引导我们在实践中锻炼；三是“兄长”，关怀体贴，亲情浓浓。
桂林解放初期的那段峥嵘岁月，记载着新桂林发展的起步，它铭刻着老一辈领导带领我们在这个起步中，学习和实践党的宗旨，磨炼革命人生的艰难奋斗。回顾以往，思念无限。正如王全国老市长在建国50周年收到我们撰编的《青春献桂林》一书后，亲笔回书：“五十年代确实是难予忘怀的黄金年代，它为新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