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淮南子》记载灵渠的开凿者“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即率领士卒来开凿一条运粮水道。当年史禄率领了多少士卒来开凿灵渠？史籍里没有记载，今天的人则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南征秦军受阻于西瓯，供应线被切断，有十万士卒去凿渠；有的觉得还不够，说屠睢与赵佗领二十万士卒凿渠，之所以需要那么多士卒，是因为灵渠有66里之长，包括了建坝、开山、筑堤等艰巨工程。

　　1、重新认识灵渠

　　要弄清开凿灵渠动用多少士卒的问题，先要了解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初始开凿的灵渠到底有多大规模，二是初始开凿的灵渠有多大工程量。为了解这两点，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一下灵渠。

　　原本我们都是这样地认识灵渠，即史禄建了南渠、北渠、铧嘴，又建大小天平、秦堤、陡门等等，开凿66里，有相当的规模，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

　　然而，2009年兴安的研究者吴海星提出另一种看法，即史禄只筑了拦水坝和开凿了南渠，而开北渠、建大天平、铧嘴和三十六陡门都是东汉马援及唐宋人的贡献。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完全改变了人们对灵渠开凿的固有认识。

　　不过，吴海星的看法很快遭到反驳。但是吴海星继续作文，总的观点是灵渠始凿于秦，完善于汉、唐，有一个多人参与建设的历史过程。

　　我觉得2009年的这个讨论意义重大。只有这样的讨论才能激活人们独立的思考，摆脱僵化认识的羁绊，有利于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

　　吴海星的观点并不是他的独创，在他之前，我市水利专家伍镇基出版了《解读古灵渠之谜》一书。这本书依据考古与勘测实证，提供水利技术的各种数据，努力还原灵渠开凿的原始面貌，很有学术价值。

　　伍镇基发现，道光十三年的《兴安县志》中有一张灵渠地形图，分水口标示有“秦史禄障川处”，即当年史禄所筑拦截湘水的壅水坝遗址。伍镇基到分水口实地考察，证实了遗址的存在。这说明当年史禄的设计还比较简单，史禄认为灵渠工程主要是筑坝拦截湘水引入南渠，而过量的水溢过坝坡流入湘江就可以了。

　　除了这幅灵渠地形图，伍镇基还以汉唐以后的史料为据，证明史禄开南渠而马援开北渠的历史状况。

　　2、灵渠开凿的原始规模

　　伍镇基认为，史禄的灵渠工程主要包括：“障川”截湘，筑小天平坝为“障川”的延续，筑6里多从南渠口到大湾陡的石堤(秦堤)，挖开300米长的太史庙山分水岭土坡让水渠接通1里外的漓江小支流始安水，再人工拓宽12里的始安水便于行舟。

　　其中，最主要的是筑“障川”坝、小天平坝和秦堤，以及从南渠口起到接通天然小河始安水，这几项工程的总长为4.1公里，即8里多一点。水渠在铁炉村连接上始安水，再流12里，又连接另一条漓江支流清水河。清水河河面宽、流量大，没有必要再施工。

　　所以，灵渠的原始开凿是一项小工程。除建坝一座，人工实际开凿只有8里，再拓宽始安水12里，余下40里的清水河本就是天然河流，是不用开凿的。

　　3、开凿灵渠的工程量

　　作《南越国史》的张荣芳是研究南越史的专家，写到灵渠的开凿，也认为是项小工程。湘漓两江最靠近的两条小支流双女井溪与始安水相距仅为3里，人工开凿灵渠只有8里，湘、漓的分水岭是始安峤余脉太史庙山，为土丘，二三十米宽，三百多米长，开凿灵渠需要投入的劳力不多，用时也不长。

　　了解了灵渠的原始规模，就可以测算当年建筑的工程量。

　　伍镇基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解读古灵渠之谜》对主要工程一一作了推测性计算。史禄开凿的灵渠，原渠道工程除了“障川”坝外，与现存的渠道没有什么变化，因此伍镇基的测算以实地勘察为基础，在此扼要转述如下：

　　导流的拦河坝干砌石方约为0.6万立方米，渠道土石方量约8.21万立方米，共计8.81万立方米，计入不可预见的土石方量，得总土石方量13.21万立方米。考虑到古代施工无火药炸石，全靠人工挖、凿、挑、抬，困难加倍，估算总共需工期132万工日(1人1工日)，按全线铺开施工，每天出一万工，需工期132天，相当于今天冬修的水利，5个月便可以完成全部工程任务。考虑到工程刚完工，试放水入渠时不免出现一些工程事故，若每次抢修费时1个月，3次共费时3个月，故估算秦代灵渠共用8个月建成，投入士卒不满一万即可。这就是灵渠原始的工程量。

　　4、与秦汉其他水利工程比较

　　《史记·河渠书》是为春秋战国秦汉水利工程作的专志，其中涉及水利工程劳力数的有以下几例：西汉武帝时引渭水到黄河，三百余里，“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从冯翊县引洛水到商颜山下，“发卒万余人穿渠”；为了穿渠引汾水，“发卒数万人作渠田”。

　　三百余里的工程，最多是数万人，而灵渠人工开凿的只有8里，怎么需要十万二十万劳力？试想，这十万、二十万士卒，排成双行，就算一万人排三里，十万人排30里，二十万就是60里，大大超过只有8里人工开凿的工程量。如果我们仍然认为需要十万二十万士卒的话，反而是贬低了史禄的智商。

　　建坝筑堤、开凿8里的灵渠工程很难与秦汉时代动辄数百里的人工渠道相比。退一步，即使加上拓宽12里的始安水，再加上清水河灵渠总长66里，也难比战国五百里郑国渠、西汉三百里引渭工程。至于有没有民夫参与，我们应该知道秦汉士卒也就是民夫，基本由“罪人”组成，既劳作也参战或戍边，无需另征民夫。所以汉武帝时期的几个大水利工程，司马迁记载的都是“发卒”。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初创到升级完善的过程，灵渠也不例外。古人以开创灵渠的秦监郡史禄、“浚济”北渠的东汉马援、建铧嘴科学分水的唐李渤和改良材料增设陡门的唐鱼孟威为“四贤”，可见对史禄的评价之高。

　　当然，对史禄开南渠而东汉马援开北渠问题的讨论，还是可以继续下去，这样我们能更清楚地明白研究历史需要的是严谨，不是浪漫的想象。(余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