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日报讯(记者 张苑 实习生 王哲)“70多年前，我父亲牺牲在抗日战场，之后我的哥哥、姐姐，还有丈夫都参军并参加过抗战，如今我的两个女儿也都是军人。我们全家这么多人参军，除了与家庭的经历有关外，最重要的是为了告慰抗战牺牲的父亲……”今年已80岁高龄的周兆钦老人谈起自己的经历时，脸上透着骄傲和欣慰。那段与抗日战争有关的经历对她来说，是一段不忍回忆又不愿抹去的记忆。

　　7月8日，记者走进叠彩社区的一个老旧小区，在一户一楼的居民房门口，挂着显眼的“光荣烈属”、“光荣军属”的门牌。这里就是周兆钦老人的家。虽然已年过八旬，周兆钦老人依然行动灵活、谈吐清晰。听说记者是来听她讲抗战故事的，她的脸上马上神采飞扬起来。

　　不忍回忆那段“惨痛”的经历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大举入侵中国。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战败后，华北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出生于1935年的周兆钦的祖籍在河北省任邱县，她的家乡当时被日本军队侵占，从小生活在那里的她经历了一段艰苦又惨痛的岁月。

　　周兆钦告诉记者，她的父亲是当时的共产党员，那个年代被称为“地下党”。谈起父亲，周兆钦充满了敬佩与惋惜。她两三岁时父亲就牺牲了。虽然对父亲的印象已经模糊不清，但她仍然清晰地记得那年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场景———

　　“大概是1938年，当时我只有三岁。一天夜里，外面下着瓢泼大雨。父亲冒着大雨回家来，因为很久没有见过父亲，我和哥哥姐姐们都兴奋地冲上去抱住父亲。我清晰地记得，他那天穿着一身灰色的当时八路军的军装，已经被雨淋湿透了。后来母亲赶紧让他脱下衣服，在火上烤干。还没来得及和父亲多说话，他又穿上还没烤干的衣服匆匆走了。那时的我还小，不知道父亲去干什么，只记得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父亲了……”说起过往，周兆钦满脸惋惜地说，“后来长大了，长辈们才告诉我，父亲是地下党，是抗日中牺牲的英雄！”

向我们展示英雄的徽章

　　父亲牺牲后，母亲独自带着姐弟六人躲日本鬼子的黑暗日子至今仍深深印在周兆钦的脑子里：“日本人一来，我跟着母亲和兄弟姐妹一起在武工队和民兵的带领下不是躲进地道，就是躲在高粱地里。那时的地道可不像电影里的地道那么亮，地道不仅窄而且黑。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们过的都是这样不见天日的生活。”不仅如此，周兆钦还目睹了当时日军对老百姓实施的各种残忍凌辱。“现在讲起这些就和放电影一样，但直到今天我每次想起那惨状都会掉眼泪！”她说。

　　全民抗日换来今天的光明

　　上世纪40年代，随着共产党队伍的不断壮大，在“全民抗战”口号的感召下，原本饱受日本侵略者凌辱的老百姓，终于扛起了反抗的大旗。

　　周兆钦至今仍记得当时“全民皆兵”抗击日寇的“痛快”场景：“起初我们遇到日本鬼子都不敢反抗，经常两三个日本人拿枪押着几十个村民，都没人敢反抗。后来我们身边的地下党越来越多，他们给村民做工作，号召全民抗日，后来我们的胆子才大了起来。一次，全村的老百姓一阵呼喊冲上日本鬼子的岗楼，手里拿着各种兵器，日本人吓得赶紧逃跑。”

　　周兆钦回忆说，在抗战时期，老百姓对于当时的八路军是打心底里的崇敬，八路军每到一个地方，村民都会把自己家里吃的、用的送给八路军，妇女们还一针一线亲手为八路军做鞋垫、绣荷包，作为慰问品。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很淳朴，对共产党都有很深的感情，因为经历过以前的苦日子，再来看看现在的幸福生活，变化真是太大了！”周兆钦说。

　　全家参军只为告慰父亲

　　“我和丈夫都是军人，我哥哥、姐姐、舅舅、外公也是军人，我的两个女儿现在还在部队……”周兆钦向记者逐一细数她引以为傲的“军旅家庭”。谈到其中的渊源，周兆钦说：“与我们牺牲的父亲有很大关系。”

　　周兆钦说，自从父亲牺牲后，她和兄弟姐妹对军人都有种特殊的感情，她的老母亲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小孩子只有到部队才能学好！”这句教诲在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心里打上了烙印。

　　在周兆钦16岁时，她就参军到了部队，后来在部队考上军队的卫校，还参加过抗美援朝，之后辗转山西、湖南等地，直到1978年才转业来到桂林。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立了不少功。“可能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我的两个女儿长大后，都提出想当兵，我都非常支持她们。如今除了一个小儿子外，两个女儿都在部队工作。”

　　说起部队的事，老人关不住话匣子，她兴致勃勃地翻出了珍藏多年的“宝贝”——— 各个年代发给军人的各种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解放西北纪念”、“抗美援朝胜利纪念”等等，还有她当兵时老百姓送的手工缝制的荷包。拿着一件件饱含历史沧桑的物件，老人一边小心擦拭，一边认真地给记者讲背后的故事。

　　如今，已80岁高龄的周兆钦喜欢看军事类的报纸和节目，对国家的大事十分关心。“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9月份要在北京举行大阅兵，我一定要看电视。我们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她自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