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简称“桂”，源于秦代设在岭南西部的桂林郡。当时的桂林郡领辖广西大部，其郡治所在，被视为八桂大地上最早的“首府”城市。不过，这座“广西第一古城”所在何处，却一直是个争讼不决的历史悬案。

　　寻找“桂林”，也是广西几代考古人的终极梦想之一。近年曾有消息称：考古工作者在贵港市境内找到了汉代郁林郡治——布山县的古城遗址，而汉代郁林郡的前身恰恰就是秦桂林郡，因此有人断言，秦桂林郡治就在布山古城所在处。不过争论并未就此止息，来宾市文史学者陆干斌认为，布山县是《汉书》记载的郁林郡治，但不足以证明秦代桂林郡治也在布山。他自己通过论证后得出结论，秦代真正的秦代桂林郡治，应该是在来宾市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事情果真如此吗，记者作了一番探寻。

　　观点：秦汉郡治曾经迁移

　　今年64岁的陆干斌，退休前曾长期从事中学政治、历史课的教学工作。他还潜心钻研地方文史，曾在《广西地方志》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史学论文，是象州县第一个获得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文史学者。今年3月22日，记者专程采访了他。

　　陆干斌说，秦王朝废除了诸侯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其疆域先是分成三十六郡，后又陆续增至四十余郡。当时岭南地区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按照秦代郡县制的一般规律，郡下应当领辖有若干县，但桂林郡治设在何处，郡下领辖哪些县，史籍中却没有任何明确记载。

　　最早见于史籍的古代广西县级地名，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与秦代桂林郡有关的县级地名，就列在该书的郁林郡条下。根据《汉书》记载，汉代郁林郡系由秦代桂林郡更名而来，郡下领有布山、桂林、潭中等12个县。又按《续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在一郡之下“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布山在《汉书》、《续汉书》中均为首列之县，因此布山县一直都是史学界公认的汉代郁林郡治。

　　不过，这一点尚不足以证明布山县在秦代也是郡治。秦汉易代，桂林郡更名为郁林郡，辖区不变，不等于郡治不变。陆干斌认为，汉代郁林郡的12个属县，不排除也沿用了秦代的政区设置，秦桂林郡下可能既有布山县，也有桂林县。假设这个推断能够成立，秦桂林郡治“弃桂林(县)而取布山(县)”，就显得不合逻辑了。

　　“《汉书》虽有借鉴价值，但毕竟不能直断秦史。”陆老说，根据《汉书》记载和汉代文物将布山县定为秦代桂林郡治，这种论断不仅流于草率，而且也无法解释秦代“郡县同名”的问题，破绽十分明显。他认为，只有明确了秦代桂林郡与桂林县的相互关系，才能找到破解谜题的正确方向。

　　顺着这个方向分析考辨，陆干斌推导出了新的结论：秦代的桂林郡治其实就在桂林县，汉代因为某种原因迁往布山县，郡号也相应地改成了“郁林郡”。之所以更改郡号，可能就是因为郡治已经迁出桂林县，继续沿用“桂林郡”旧称不再名实相符。    

　　探访：古城曾是屯戍之地

　　3月22日，记者在陆老的指引下，对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的一处古城遗址进行了实地探访，县博物馆馆长廖江永陪同前往。陆干斌认为，秦代桂林郡治(古桂林县)就设在如今的军田村一带，古城遗址和周边的大量汉墓就是最为显著的标志。

　　军田村坐落于大瑶山西麓的河流冲积平原上，村庄北、南、西三面均有河流蜿蜒而过，东面孤峰挺拔，利于瞭望，在此筑城不仅易守难攻，而且对外联络和运输补给也都十分便利。此外还有传说称，该村古时曾是驻军屯戍之地，村名“军田”便是因此而来。那里地势平坦，排灌便利，自古就是广西境内最宜耕作的“鱼米之乡”，远近闻名的象州大米，就出产在以军田村为圆心的几个乡镇范围内。当地拥有十余万亩膏腴良田，在古代要“养活”一个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的郡治级城市，这样的基础条件已是绰绰有余。

　　从空中俯瞰，军田村古城遗址仍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城墙轮廓，古城周长超过1000米，轮廓近似圆角等边三角形。村庄东面，至今仍然仍能看到400多米长的土夯城墙，墙体高4-6米，底宽10米左右，顶宽3米多，墙顶被植被覆盖，古木参天。城墙外围，是宽阔的护城壕沟，沟内河水早已干涸，种上了绿油油的农作物。记者目测，壕沟最窄处有20多米宽，引来河水注入沟中，就是名副其实的“金城汤池”。

　　除此之外，分布在军田村古城周边的大量汉墓也间接说明，当地在秦汉时期可能出现过郡治级别的城市。陆干斌说，凡是秦汉设立郡、县治的地方，都有汉墓遗存，这是考古界公认的判断标准之一。据了解，当地的大乐、中平、罗秀等乡镇都有汉墓群分布，军田村古城周边15公里范围内，汉墓多达1200余座。

　　还原：江源多桂故名桂林

　　众所周知，古人取地名，多以当地的土特产，或以其地所处山岭、地形特点命名。陆干斌认为，在古代，军田村一带不仅具备筑城的良好条件，而且将其命名为“桂林郡”也是最合适的选择。

　　关于“桂林”名称的由来及桂林郡的设立，《史记·秦始皇本纪》仅有简单记述：“(秦始皇)略取陆梁地，为桂林、南海、象郡。”无一字提及三郡取名原由。到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旧唐书·地理志》的编纂者才对秦桂林郡的得名做如下解释：“江源多桂，不生杂木，故秦时立为桂林郡也。”这里所说的“桂”，是壮语gveiq的谐音，指的是“肉桂”。修于唐初开元年间的《本草拾遗》亦有记载，称“桂林、桂岭，因桂为名，今之所生，不离此郡。从岭以南际海，尽有桂树，惟柳、象州最多。”

　　陆干斌说，军田村距其东面的大瑶山脉不到10公里，而流经村旁的罗秀河就发源于大瑶山脉，《旧唐书》中提到的“江源”，指的就是大瑶山一带，《本草拾遗》称“象州(桂树)最多”，其主要产地可能也在军田村附近的大瑶山中。因此，在军田村一带设置桂林郡和桂林县，符合地名起源和演变的一般规律，秦代桂林郡治最初设在桂林县，地名来源完全相同，文献史证充分可信。

　　他认为，要证明秦桂林郡治设在今象州县境内，还可以从汉末三国时期的政区设置中找到依据。三国时期，广西大部为吴国领地。吴凤凰三年(公元274年)，汉郁林郡辖区北部分出一个新的桂林郡，郡治就设在今象州县境内，这在历代史籍上是有明确记载的。正是因为当时郡治“回来”了，所以“桂林郡”的郡号也就跟着“回来”，这和汉代迁郡治、改郡名是同样的道理。

　　据象州县博物馆馆长廖江永介绍，军田村古城周边一公里范围内，曾经出土过多件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人首柱形器，以及铜鼓、铜钺、铜戈、铜矛、铜剑等重要文物。其中，青铜人首柱形器、铜鼓、铜钺都是古代地方王权的重要象征。这说明，军田村一带在并入秦朝版图之前，就已经成为岭南百越部族的王城所在地。秦军攻下百越王城后，就地设置桂林郡，这样的推断是合情合理的。

　　遗憾：“桂林郡”碑不知去向

　　“这里还曾出土过一件刻有‘桂林郡’字样的石碑，可惜现在找不到了。”陆干斌说，尽管碑刻去向不明，但村里曾有4批总共十多个人先后见过这块碑，石碑存在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

　　据了解，“桂林郡”碑最早是在1996年夏天发现的。当时连续下了几天大雨，村前闸口处的泥墙被雨水冲塌，村民韦德球路过闸口时，意外发现了这块石碑。石碑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厚度在10厘米左右，韦德球抹掉碑面的黄土后，发现上面刻有三个篆字，每个字都有拳头大小。

　　韦德球发现石碑后并未特别在意，他外出赶圩回到村里时，石碑已经不在原处。后来才知道，村民们当天对倒塌的泥墙进行了清理平整，石碑是被一个名叫韦作凡的村民拿走的。韦作凡还曾请教当地有文化的村民，得知石碑上的刻的就是“桂林郡”三字。他本打算将石碑带回家中收藏起来，但村里却有人告诉他，有字的石碑不吉利，不能拿回家。于是，韦作凡便将石碑放在了村前的水渠边上，并在上面铺了树枝作为隐蔽。

　　文物部门闻讯进村寻访后，韦作凡才知道那块石碑是件非常重要的文物。但他再次回到水渠边上试图找到石碑时，却发现石碑又不见了。当时水渠边上有个鸭棚，韦作凡一打听，才知道石碑是被养鸭户韦信诚搬走了。韦信诚说自己曾用石碑垫鸭棚，他的父母在喂鸭时看到，但后来也是听说不吉利，就把石碑搬回到了水渠边。20多天后，韦信诚再去看时，石碑已经不知去向。

　　陆干斌说，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此事后，曾经打来电话询问碑刻下落。他们说，同类石碑在全国范围内只发现过一件，因此“桂林郡”碑的文物价值不言而喻。当年秦始皇统一文字时用的就是小篆体，篆书“桂林郡”碑是秦桂林郡治的重要旁证。

　　陆干斌说，提出了秦代桂林郡治设在象州境内的新观点，案头证据、文物证据都是比较扎实的。但要最终证实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作为支持。对此，廖江永也认同他的观点，两人希望，上级文物部门能对当地的古城遗址及周边墓葬开展必要的考古发掘工作，早日解开有关“广西第一古城”——秦代桂林郡治的历史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