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国早报》报道,广西钦州二中近日被网友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30多岁的吴善柳今年在该校参加高考,夺取了钦州市理科状元,现被清华大学录取。有网友爆料,该男子曾辗转多所学校至少参加了10次高考,几次考上中大、北大这样的名校——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和2008年)、中山大学(2009年)、北京林业大学(2010年)、北京大学(2011年)、南京大学(2012年)、同济大学(2013年)——但从来都不去读。
本来,随着高考报考取消年龄限制,考生参加多少次高考、何时高考,都属于自己的权利,30多岁的吴善柳参加10多次高考,这也属于他的权利,但其连续多年考上名校却不去读,则令人匪夷所思。这背后的原因,恐怕是网友所指出的为获得高考奖励而成为了“高考专业户”、“考霸”。这暴露出我国一些地方存在畸形的高考生态。
我国高考是选拔考试,一名考生参加高考的重要目的,应该是以高考成绩填报志愿升入自己理想的学校求学,在高考过程中,有的考生由于一次考试不理想,或者没有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选择复读来年再次参加高考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去年辽宁省的高考状元,被香港大学录取,但自己却发现不适应港大的学习生活而选择复读,今年再次高考,报考北京大学。但多年都考出不错的成绩,且被名校录取,却一再复读高考,则很不正常。
有可能是考生想体验高考成绩的感觉,但体验这一感觉是要付出时间和金钱的成本的,就是他自己想一再体验考出高分的成功感觉,他的家人也不允许——生命总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复读、考试这一阶段——合理的解释是,反复复读高考,有背后的实质利益,而且对于考生来说,这一利益比考上大学的“诱惑”还大。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鼓励考生考出好成绩,纷纷为高考高分学生设立丰厚的奖金,包括获得省状元奖励多少、地区状元奖励多少、被北大清华等名校录取奖励多少等等,此后,虽然政府部门对高考生的奖励被逐渐取消,但商业机构对状元、被录取进名校学生的奖励却一直没有断过,反而有所增加,还有一些高考复读机构,专门就用高额奖学金招高分落榜考生,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想以高分落榜生选择复读,以及来年考出高分,甚至取得当地状元的佳绩来做市场宣传,招揽生源。
早在2007年,就有媒体报道过福建一名省状元,在高考成绩揭晓之后短短一个月中,获得各方奖励68万。还有一名安徽考生,一次考上上海交通大学、两次考上北京大学、两次考上清华大学,结果居然都没有去读,但是他获得的地方奖励就有80多万元。高考考出高分如此来钱,势必会让一些考生把这作为“生财之道”。类似吴善柳这样的考生不再个别,对此现象,教育部门和整个社会,不得不反思。
对高考成绩优秀者,不是不可以奖励,但国外对大学生的奖励,是采用全额奖学金或者半额奖学金制度,不是把奖金一次性发放给考生,而是作为考生的学费、生活费,在学习过程中发给考生,但我国给高考成绩优秀生的奖励,是奖励所取得的高考成绩,而非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学习,因此,往往都是给一次性奖励——以前地方政府的奖励如此,商业机构的奖励也是如此,甚至有的大学也是给予一次性现金奖励(以吸引高分学生报考本校),这样一来,高考就被一些考生视为一次争夺“锦标”的竞赛,获得“锦标”就有奖励,而忘记了这之后还有求学路和人生路要走。
这是基础教育被“锦标主义”所笼罩的结果,地方政府之所以奖励高分考生,是把高考成绩作为地方的教育政绩(虽然教育部多年来要求各地淡化升学率,但有的地方政府还是把升学率作为重要的办学政绩);商业机构(包括培训机构)之所以重奖状元和高分学生,是看到高考背后的商机。在高考的狂热中,大家忽视了一点,高考只是为大学选拔人才,这并不是成功的终点,一名学生在高考考上考出好的成绩,并不意味着就取得人生的成功,为此不宜对高考成绩过分关注。只关注高考成绩,而不关注高考之后的大学求学、职业发展,会误导整个社会的成才观。
但遗憾的是,有的地方却赤裸裸地只关注高考成绩,比如,有的状元因不适应大学学习而退学,却仍被母校作为成功的典型请回来给学弟学妹讲座当年考状元的经验;有的复读机构,不是想着让学生进入理想的学校,而是考出理想的分数,因为分数才是卖点;有的高中,只管学生考出高分,至于高分学生能不能进入理想的学校,学校并不操心,哪怕这些学生一个也没被录取,但高考考分已经被作为学校的办学业绩,如果这些学生全部选择复读,学校是热烈欢迎的,这不但会为学校带来一笔收入,还会带来更好的办学政绩(这批复读学生来年取得的高考分数会更好)。
这是必须全力扭转的畸形生态。有舆论建议,教育考试部门、高校要列出“考霸黑名单”,因为这些“考霸”挤占了他人的机会,这一建议显然行不通,报名参加高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要其符合报考条件,就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而且,在目前的高考录取制度中,只要考生达到录取条件,高校也不得拒绝录取,毕竟选择考试、选择学校,这是考生的自主权。
要治理畸形的心态,还得在高考制度和基础教育上花工夫。首先,要推进高考社会化改革,把高考的功能从选拔转为为高校招生、基础教育教学提供评价,正是由于目前的高考录取,把高考分数作为唯一依据,因此,整个社会才会关注高考分数,才会有高考“状元情结”和基础教育的“锦标主义”办学思维;其次,要把基础教育从育分转向育人,不能只育分不育人,要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而不是一次高考成绩,引导学生做长远的人生发展规划,形成健康的成才观。
熊丙奇,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主编、编著、著作的书有:《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天下无墙》、《教育熊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