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行政法的创始人白鹏飞，是一个13代世居桂林独秀峰王城根下的老桂林(家住今王城西华门附近太史巷)。他出任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广西大学校长，抗战时期担任了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的职务，领上将军衔。民国时期，拥有上将军衔的桂林籍，只有李宗仁与白崇禧。白鹏飞在中国教育界，而且在法学界享有盛名，在百姓中素有“包公再世”、“白青天”、“铁面御史”等口碑称号。“皖南事变”后，在广西建设研究会上，白鹏飞拿出“上蒋介石书”，指责蒋介石“竟不顾外侮当前，国家的兴亡，大搞分裂，下令调转枪口向着抗日战斗最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使抗日的主要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引起全国同胞无比愤恨。这破坏团结，大闹分裂，破坏抗日的罪行之首是蒋介石”。白鹏飞的“独秀”品质还表现为，他虽然有着上将军衔，但是他却多次拒绝了黄旭初要他加入国民党的请求。他对黄旭初说“若要以我加入国民党为条件，那我坚决不干！”白鹏飞后来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以至于到1948年，他的家人为了维持家计，不得不在宪五路(今六合路)摆地摊。

　　理学渊源与廉政家风

　　地处桂林市北郊32公里的灵川县青狮潭镇九屋圩附近的江头村是国务院公布的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明洪武元年，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的后裔从湖南道县迁到这里居住，距今已有640多年的历史。江头村村民自古以耕稼课读为生，风俗淳朴。自清乾隆以后，江头村科举及第人数众多，出了举人31名，国子监生36名，会试贡士8名，进士8名，庶吉士13人。一家之中，有父子进士，父子庶吉士，父子翰林，四代四举人，五代当知县，三代庶吉士的。至今村中仍有“秀才街”、“举人巷”、“进士楼”，可见江头村做官的读书人密度之大。同时江头村全村有168人出仕，其中一品官4人、二品官4人、五品以上官员37人。江头子弟任职地方遍及大江南北，北到黑龙江、辽宁，南达广东、云南，东有江苏、山东，西至四川、西藏，中达河南、湖北，均为官清廉，享誉一方。从清代到民国，全村贤人志士有28人，其中有号称“神君”“循良第一”的周启运，饮冰茹檗的“廉官”周履谦，“桂林十大才子”、救命大夫周冠，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清官周启稷，“百里之才”的爱民之士周履泰，毁家纾困、“弃堂利民”的周允斋，出口成章的“神童”周绍刘，苦节贞操、教子成名的“诰命夫人”秦淑贤，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精忠报国的周瑞琦，医德高尚、妙手回春的“神医”周星伯，见义勇为、成仁取义的周春云等。因此，江头村被称为“才子村”和“清官村”。之所以如此，与其先人周敦颐(1017—1073年)的“爱莲”文化和以《周氏家训》为依归的家风家规有密切的关系。

　　《爱莲说》原文：

　　水路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宝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周敦颐的《爱莲说》名为写莲，实为写己。周敦颐为官30余年，曾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桂阳和南昌县令、合州判官、虔州通判、熙宁初知郴州，擢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等职。他勤于政事，清正廉洁，惩治腐败，兴建学校，促进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所到之处，都很有实绩。他爱莲写莲，从严要求自己，洁身自爱，分毫不贪不取，表里如一，光明磊落。

　　周敦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他把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理论，三家合一，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并以他的实际行动，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风范，他的人品和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由于周敦颐在哲学上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他列为第三十六位世界文化名人。

　　周家后人谨遵周敦颐的教诲，“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以耕读课子弟，以“乱取一文断子绝孙”为信条，因而江头村清官辈出，被称为“中国百年清官第一村”。

　　《周氏家训》摘文：

　　出仕为宦，官清吏瘦；

　　摄职从政，报国务民。

　　任官存君，岂计身家；

　　誓执功令，才称圣人。

　　可见，家教家风在一个国家的廉政建设中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在桂林就有许多秉承良好家教造就高尚清官的例子。如陈宏谋、陈继昌祖孙，方崧卿、方信孺父子，蒋昇、蒋冕兄弟，等等。

　　包青天与桂林清官

　　在中国，一提到“清官”，就一定会想到黑脸包公——— 包拯。其实，桂林的清官也不亚于包拯，而且与其还有着不少的关系。

　　周渭是比包拯早60多年出现的执法如山、公正严明的贤臣，他的官声政绩连包拯也非常推崇并引为楷模。更为巧合的是，周渭的去世与包拯的诞辰都是999年。周渭，恭城路口村人，生于晚唐五代(922年)，他家境贫寒，幼年父母双亡，在叔伯及邻居救济抚养下成人。他自学成才，考得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调任两浙东、西路转运使，入为盐铁判官等职，皇上还赐与紫金袍。其官声职位一点也不比包拯低。后因其侄子招兵买马，受到株连，被贬为彰信军节度副使。咸平二年(999年)，宋真宗拟再起用周渭。刚下诏书，周渭不幸病故，终年77岁。过世时，由于清正廉洁，家境清贫，几乎无法举丧，宋真宗特封为惠烈御史周王，赏钱十万予以举丧。这样一位廉政官员的官声政绩连包拯也非常推崇并引为前辈楷模。

　　唐介(1010—1069年)，宋神宗宰相，字子方，兴安高尚人。其父唐拱，曾在福建漳州做官。唐介从小时就深明大义，德行高尚，幼时父亲唐拱卒于漳州任上，州人知其贫困，集资相助，他谢绝不取。后应试，中进士，自此深得朝廷器重，步步高升。他为官清正廉明，与同朝包拯一样刚正不阿。

　　因为仁宗答应宰相文彦博的请求，要授予国戚张尧佐以四使之官职，唐介和包拯、吴奎、张择行等人反对。唐介还揭露了文彦博在四川做官时给张皇后送灯笼锦，骗取皇后信用而当了宰相和现在又要给皇后哥哥授予四使之官职，以达到巴结后宫，巩固自己宰相权位的企图，并提出罢免文彦博职务的建议。宋仁宗为此大发雷霆，认为任命宰相是朝廷大政，怎能由皇后左右朝政。因此将唐介下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同时也罢免了文彦博的宰相职务。唐介因此名声大震，受到满朝文武官员和士大夫尊敬，称他是真御史。宋英宗当政时，升唐介为御史丞并委以友图客学士知太原府的重任。神宗继位后，又以他为三司使、拜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曾公亮、王安石共同执掌大政。第二年，因背患毒疮而死，归葬于家乡高尚大宜山。唐介患病期间，神宗前往探望；唐介死后神宗到场哭吊，被追赠为礼部尚书，赐谥号“质肃”，并入祀桂林五贤祠。这是作为大臣难得的特殊荣誉。

　　广西提刑李师中写挽诗赞美唐介：

　　去国一身轻似叶，

　　高名千古重如山；

　　并游英俊颜何厚，

　　未死奸谀骨已寒。

　　中国不仅有包拯“老包”，还有“小包”。这就是包拯去世后近400年后的桂林人包裕。包裕(1437～？)，明代官吏，字好问。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历任抚州推官、监察御史、贵州巡按、云南按察副使、河南按察佥事等职。置身官场，却淡泊名利，“凡事务通民情”。在抚州时，郡无冤狱，时人称为“小包”。在云南时，督兵讨平叛乱，区划地方事宜，“遗利甚广，滇人赖之”。因不满官场腐败，以疾辞官归乡。在家乡，热心公益事业，捐钱出力，修整会仙岩，并撰有《重修广西省城碑记》、《桂林五贤祠记》、《永济桥记》、《重修怡云亭记》、《重修临桂县治记》等碑文。平日居家以诗酒自娱，闲暇时邀集地方官吏冯镐、陈崇德、管琪、周进隆等畅游题咏，在伏波山、月牙山、南溪山、虞山、华景洞等处有题诗、题记。其诗文多被收录于《三管英灵集》、《粤西诗载》、《粤西文载》中，著有《拙庵稿》。

　　沧桑人生和浪漫情怀

　　享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谢济世(1689—1755年)是全州县龙水镇桥渡村人。

　　谢济世从小聪明过人，12岁曾代父作《观风制艺》；20岁举秀才，当年秋乡试中解元；24岁殿试中进士；38岁时，考选为浙江道监察御使。著有《梅庄杂著》《大学注》《以学居案集》《史平》《纂言内外篇》《清史列传》等。

　　谢济世自幼就刚直不阿。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春，谢济世参加童子试，广西学政张豫章脱冠赤足高坐堂上，命考生跪着呈交试卷，当时17岁的谢济世认为这种做法不合理，拒绝跪呈，被学政赶出考场。谢济世回家向母亲请罪，他的母亲不仅没有责骂他，反而笑着说：“我儿有何罪？今日为了一个小小的秀才，便屈膝下跪，他日为了当官，岂不是要钻狗洞子认做门生义儿？忍辱求荣，全在一念之误。儿今日能如此，我无忧了。”后来谢济世在官场上一直铁骨铮铮，疾恶如仇，与其母的教导有方是分不开的。还有一次，他跟舅舅去“楚南第一名刹”——— 全州湘山寺拜佛。路上，舅舅提醒他：“科考快要到了，今天去寺院拜菩萨，你要多烧一些纸钱，好让菩萨保佑你！”谢济世说：“我不拜这样的菩萨！”舅舅一愣，问：“为啥？”谢济世说：“你给他钱他才保佑你，这样的菩萨，是贪财的菩萨，不值一拜！”

　　谢济世做官之后更是铁骨铮铮，疾恶如仇，为民请命，不畏权贵。他的灾难是从御史任上开始的。那是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他上任不到十天，就上疏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险遭杀身之祸。这田文镜曾被雍正誉为“天下第一巡抚”，因此，雍正将奏章掷还，下令将谢济世革职，严刑讯问，一定要问出指使人是谁。据《清史稿》记载，主审谢济世的为刑部尚书励杜讷。励问谢谁是指使者？他答以“孔、孟”。问何故？答：“读孔孟书，当忠谏。见奸弗击，非忠也。”励杜讷一听，下令动用刑具。拷打太厉害时，谢受不了，就大呼康熙皇帝的庙号“圣祖”，弄得满朝大臣面面相觑，一听到康熙庙号，所有大臣均要下跪。谢一再呼叫，大臣一再下跪，弄得场面十分滑稽。主审官只好如实奏告雍正，说他是“狂生”，想当“忠臣”，满嘴称孔孟不休，就是不说受谁指使，拟斩。但雍正并未把谢济世斩首，只是发配阿尔泰军前。由于他的才气，充军初期受到优待，他在军营“讲学著书不稍辍”。

　　谢济世一生四次被诬陷，三次坐牢，三次丢官，一次陪斩，一次9年充军流放，历尽坎坷。但是他著书立学、吟诗泼墨、浇花种草、情趣盎然，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的一副对联成为后人领会他无悔人生的箴言：“染指皆因晨弄墨，折腰皆因晚浇花。”

　　像谢济世那样以廉为乐的官员还有很多。如阳朔人曹邺(约816—875年)，他既是曾担任祠部郎中等官职的清官，又是晚唐时的著名诗人。他在唐代大中四年(850年)考中进士，是桂东北地区考中进士科名的第一人，他为官秉性刚直，疾恶如仇，不避权贵，对于贪官污吏，从不吝惜刀笔。晚年辞官回乡，过着“扫叶煎茶摘叶书”的生活。他写的《官仓鼠》极具辛辣味：

　　官仓老鼠大如斗，

　　见人开仓亦不走。

　　健儿无粮百姓饥，

　　谁遣朝朝入君口？

　　还有永福人王世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残疾人状元。他不仅身残志坚，而且借喻残疾之身，表达廉政之志。在将近1300年的科举史上王世则是唯一的连科状元。宋太宗非常高兴，给王世则加官进爵，授予“文明殿学士”。升为三品朝官，命王世则主持科考，选拔人才。当时风气不正，有人为了巴结主考官，托情行贿，王世则一概回绝，他紧闭府门，在门前倒挂了一根弯竹拐杖，两旁又书一副对联：

　　公本分明，拐脚却非私念；

　　杖从节起，直木乃用尺量。

　　李师中作为广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也必然是铁面无私的，但是，在他4年的治桂履职中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修灵渠、劝农事、抚边民等民生大计之上。伏波山的蒙亭落成时，李师中应邀撰写了一篇《蒙亭记》，文中道出了他“同民之乐，而无醉饱之心”的心声。正是这样崇高的思想境界，促使他勤政为民，留下美名。(陈宪忠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