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不到一个月，8月1日，蒋介石电邀李宗仁、白崇禧晋京商决大计。8月3日，蒋介石派塞可斯巨型专机至桂林迎接。8月4日晨9点，白崇禧由桂林旧藩署乘车赴二塘机场，李宗仁亲自送行。

　　与白崇禧同行者，有李任仁、黎行恕、刘为章及其他随行人员。

　　白崇禧所乘专机起飞后，中途曾发生暴风雨，司机及随从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要求返回桂林，白崇禧没有同意，坚持飞往南京，以表示赴京抗敌态度之坚定。结果，途中一切顺利，下午4点，专机在南京下关江面安全降落。

　　当时一批南京要员如何应钦、程潜、王宠惠、钱大钧等数十人，专程到下关津浦路欢迎。

　　下午6点，白崇禧晋谒蒋介石，共进晚餐。据记载：白崇禧与蒋介石“相与叙谈甚久始出”。

　　十年前，白崇禧以东路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领第4集团军北上，于1928年6月11日进入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华南领兵入京第一人”，1928年9月23日，白崇禧在滦州肃清张宗昌、褚玉璞部。用黄旭初的话说：“白崇禧自革命军由广州出发起，直到在河北滦州收拾直鲁军炎止，他对于北伐，由开始至结束，可谓鞠躬尽瘁，始终其事。”这一年的白崇禧35岁，事业抵达巅峰。

　　就在桂系势力纵横半个中国，白崇禧事业抵达巅峰之际，盛极而衰，蒋桂矛盾爆发，蒋介石策反了白崇禧的部下，导致白崇禧从天津秘密潜逃，事业骤然从巅峰坠入深渊。

　　白崇禧一生有两个上司，一个是李宗仁，另一个是蒋介石。李宗仁与白崇禧是典型的合作关系，他们既是同乡，又是战友，各有所长，形成互补，成为民国历史上著名的“李白”现象。蒋介石与白崇禧，则是明显的“君臣关系”，蒋介石欣赏白崇禧的才能，是他把白崇禧从第七军参谋长的位置提高到行营参谋长的位置，而行营参谋长随总司令北伐，成了实际上的北伐军总参谋长。白崇禧由此从广西进入中国，获得了施展“小诸葛”才能的“英雄用武之地”，是蒋介石给予他的机会；他也没有辜负蒋介石的厚望，为北伐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惜的是，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关系，没有能够摆脱中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传统。终其一生，都处于被蒋介石利用，又被蒋介石制裁的境遇。1929年在北平，白崇禧曾经被蒋介石追捕而亡命天涯；1966年白崇禧在台湾，突然去世，仍有诸多传言认为是蒋介石的谋杀。

　　这是白崇禧十年后重返南京。十年前，受命蒋介石离开南京完成北伐，十年后，受命蒋介石飞赴南京谋划抗战，白崇禧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时刻进出南京。

　　卢沟桥事变白崇禧应召赴京这段历史，许多文字都会涉及到这样一段材料，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之召乘机飞抵南京，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头条刊登：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虽然偶有学者对这个材料有所质疑，但由于传播广泛，这个说法已经深入人心。白先勇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亦引用了这则材料。

　　不管这个报道是否存在，但有一点勿庸置疑，那就是白崇禧应召赴京对整个中国抗战形势起到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白崇禧入京任职，对蒋介石坚定抗战决心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白崇禧带头进京，导致全国各地“诸侯”紧随其后，放弃前嫌，同心抗战。8月7日，“四川王”刘湘自成都抵京，8月9日，“云南王”龙云自昆明抵京。

　　白崇禧赴南京后的第二个月，著名画家徐悲鸿专门书写了一副对联表示对白崇禧的敬意。

　　雷霆走精锐，行止关兴衰。

　　对联的旁边，还有徐悲鸿的题词：“健生上将于廿六年八月飞宁，遂定攻倭之局，举国振奋，争先效死。国之懦夫，倭之顽夫，突然失色，国魂既张，复兴有望，喜跃忭舞，聊抒豪情，抑天下之公言也。”

　　此次白崇禧临危赴京，是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数月后，他担任军委会军训部长。又数月，在武汉军事会议，白崇禧向最高军事委员会提出抗日战略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打持久战。(黄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