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日报讯(记者 潘茨宣)明末，有一位官至次辅的广西人深得神宗皇帝的器重，先后被授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神宗皇帝始终称其为“先生”，从不直呼其名，死后谥文简。神宗皇帝还为他的去世“辍朝一日”，致哀一天，可说享尽尊荣，为当时之官场奇迹。他就是临桂县人吕调阳。
赫然自命“律吕调阳”
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吕调阳出生于广西桂林一个官宦世家，家住城南文昌门外，为明嘉靖间翰林院编修吕璋之后。刚出世的吕调阳，即被全家视为掌上明珠，爱护备至。无论是生活和启蒙学习方面，吕调阳都得到特殊的关照。他天资聪慧，学习用功。7岁那年，吕调阳正在读私塾。一天，他指着《千字文》“律吕调阳”句对先生说，这就是我的名字！家人很是吃惊。
何为“律吕调阳”？据《前汉律历志》载：“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黄帝之所作也。”这样阴阳交合，律吕洞和，相生相成，是为律本。也就是音乐和一切听觉文学之源，也是事物矛盾统一的理念。吕调阳小小年纪便对此和谐之道有此喜好。家人只能顺其意旨让他取名调阳。终观其一生，吕调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恪守规范，砥砺学行，将儒家和谐观念为最大追求，博得历史的肯定。此是有原因的。
少年时代的吕调阳，已是名震四方的小秀才。他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18岁中举，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34岁时廷试获一甲二名榜眼，初援翰林院编修，步入官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吕调阳任丙辰科会试分校官。父母亲去世，调阳回籍守丧；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调阳才调去翰林院，任国子司业。1565年擢升春坊谕德，1567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不久即调回北京，任国子祭酒。国子监是教育管理机关和传授儒家思想的国立最高学府，其中最重要的礼仪就是手拿酒杯对天祭祀，所以国子监的主管被命名为祭酒。国子监简称国学，也称大学。这年冬天他被派任南京礼部侍郎，次年又调回北京，任礼部侍郎。一年后，又升调任吏部侍郎，不久又升吏部左侍郎。后来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掌詹事府事。隆庆五年(1570年)为辛未科副典试官。次年明穆宗去世，朱翊钧九岁登基，是为神宗。国家大权基本上由内阁掌理。是年六月，调阳为首辅张居正所荐请，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中枢机务，协助首辅张居正掌理国家大政。吕调阳或单任次辅，或居次辅之首。万历元年他晋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十一月晋太子太保。次年晋少保。万历四年十月，晋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晋少傅。次年二月，又晋为建极殿大学士。去世后，赠官太保、谥号为“文简”。
支持改革不揽大权
吕调阳这个人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身份特殊，道德高尚，笃信务实，不同凡响。不仅在明代，就是在广西的历代官宦中，他也是一个颇具特性的人物。吕调阳性格温厚，办事公道，人际关系处得好，为众人所服。他是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积极支持者。在政务中，吕调阳以平和稳重、善于协调政坛矛盾而著称。当时的内阁里，党派林立，政敌纷争不绝，吕调阳这个人一身学究气，从不拉帮结派。
《临桂县志》云，吕调阳“所树惟恐见知，所急惟恐见德”、“人故无所籍以颂公”。他为国家办事，有成就生怕别人知道，最怕他人对己歌功颂德。吕调阳为人端慎简重，事上以忠。
明朝末年，政治重心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围绕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始终暗流涌动。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
出于夺权目的，张居正的政敌要求他应当遵从四书所说父母三年之丧的原则，去职丁忧。然而年幼的皇帝需要他的辅佐，从改革新政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必须使他留任。也有人认为这是次辅吕调阳当上首辅的最好机会。然而，最终向皇帝上言要求为张居正“夺情”的，却是内阁次辅吕调阳。
不仅如此，在首辅张居正归江陵葬父期间，吕调阳也不趁机揽权。小事由张四维处理，大事派人驰报张居正决断。后来吕调阳干脆称病不出，连上十疏要求归里。神宗以吕调阳“久疾未痊，特准回籍调理”。于万历六年七月初六日致仕(辞官退休)。
《帝鉴图说》教主当明君
吕调阳潜心从政，他在任上编了一本专门供皇太子阅读的小人书，叫《帝鉴图说》，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儒学要义，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吕调阳任礼部尚书时，和明朝首辅张居正一道当明神宗的老师，教育监生时，注重言传身教，先德而后艺；为穆宗帝讲学，引经据古以规时政，深得朝廷敬重。能文能诗，古雅淳厚。时皇帝年幼失当。他们就编了6卷《帝鉴图说》，相当今天的《看图识字》。这是专为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朱翊均编写的帝王教科书 。
《帝鉴图说》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分析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讲述“善可以为法”的故事；下篇“狂愚覆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列举“恶可以为戒”的故事。这些历代帝王可为和不可为的事，一共有117件，从唐尧帝“任贤图治”到宋哲宗“烛送词臣”，从夏太康“游畋失位”到宋徽宗“任用六贼”，对于历史上正反经验、教训加以介绍，有理有据。希望小皇帝朱翊均以史为鉴，励精图治，做一个圣君。这本薄薄的小书，内容深刻，可读性强，每一个有趣的故事，配一幅生动的插图。插图全是明代的木刻版画，线条简单，轮廓清晰，古色古香，朴拙中带有几分稚趣，可爱又不失传神，兼具欣赏性和收藏性，深为小皇帝喜欢。在《明史文艺志》和《四库全书》中，仍可查到该书的目录。还与张居正合作纂修嘉靖、隆庆两朝实录。撰有《佛塔寺碑》、《全州建库楼记》、《勘定古田序》、《奉国中尉约畲墓志铭》等碑。
巧施妙计破倭寇
从明朝初年起，日本的土豪、浪人常常勾结我国海盗来沿海骚扰，沿海人民十分痛恨，称之谓“倭寇”。与此同时，被朱元璋灭方国珍、张士诚的残部也亡命海上，与倭寇勾结。东南沿海闽、浙大姓、奸商，土豪也勾通倭寇，非法贸易、获取暴利。“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并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一些海盗流氓还穿倭服，挂倭旗，四出杀掠，气焰嚣张。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的活动，严重破坏了沿海人民生产，生活安全。尤其嘉靖末年，奸臣严嵩当道，国势削弱，边防废弛。但是，沿海诸卫所的士卒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沿海的战船仅存一二，遇警只好募渔船充数，无力抵御倭寇。只好又征调广西俍兵、湘西土兵到东南沿海参加抗倭斗争。三十三年(1554)，倭寇侵犹我国东南沿海，所到之处，焚毁房屋，抢劫商船，大肆掠夺，无恶不作，严重威胁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朝廷委派兵部尚书张经为总督东南国务大臣。征调“狼兵”(广西壮族土官兵)、“土兵”(湘西土家族土司兵)前往东南沿海抗倭。瓦氏夫人请命应征，率田州、归顺州、南丹州、那地州、东兰州等州组建的军队6800余人，于三十四年(1855)三月十三日到前线金山卫，扼住倭寇的巢穴。四月，倭寇出动3000余人突然侵犯金山卫，瓦氏夫人率狼兵迎击，杀得倭寇四散逃命。四月二十日，倭寇4000多人进犯嘉兴，瓦氏首当其冲，一马当先，在士兵与其他友军的配合下，把倭寇包围在五江泾一带，一举歼灭倭寇3000余人。给倭寇以毁灭性打击，获得抗倭的首次胜利。
不久，抗倭英雄瓦氏夫人病逝，抗倭主帅张经遭严嵩爪牙赵文华陷害斩首。倭寇又在沿海猖狂起来。
1566年，嘉靖死，穆宗继位，严嵩倒台，徐玠、张居正等掌权，起用谭纶、戚继光，练兵蓟州，开始整理边务。
戚继光筑台三千，起居庸关至山海关，控守要害，以对倭寇作战有经验的浙兵为主力，根据蓟州的地理条件和同蒙古骑兵作战的特点，从实战出发，加紧训练。倭寇见戚家军不同于以往的明朝军队，士气逼人，就跑到南部沿海抢掠，长驱直入到浙江淳安、歙县、芜湖，犯南京，途经数千里，杀伤四千人。穆宗大惊，徐玠、张居正即令戚家军分兵南部沿海。但倭寇时而东，时而西，偷袭不止，令戚家军防不胜防。戚继光想：这种严防死守也不是办法，得有神兵利器威慑倭寇。
戚继光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了张居正，张居正也赞同戚继光的建议，只是在具体用什么兵器的问题上没有更好的意见，遂找来吕调阳商量。
听完张居正的叙述，吕调阳略作思考，即讲出一个用大刀来破倭寇的战术。他告诉张居正，倭寇大都长得矮，虽然凶残狡猾，但最怕被砍头，因为他们迷信地认为把头砍掉了不能再投胎重返人世，来世只能做牛做马，变猪变狗，所以日本人自杀只剖腹而不砍头。针对倭寇这种生理缺陷和心理恐惧，明军可挑选一千名高大强壮军汉，全用蒙古大马装备，闻警迅速出击，专砍倭寇的头，砍一颗头就可吓倒一大群；砍一批头，势必没有下批敢再来。
张居正立即告诉戚继光这个破倭寇计，吕调阳还拿出一把战刀和一只铜铃，说：“这把战刀是我高祖投军所用，是高祖自己在家乡用磁铁矿石精炼打制的；这把刀二尺八寸长，四寸宽，稍带弯，比倭刀长，刀刃锋利，吹发即断，砍头如切瓜。再看这个铜铃，是我曾祖父所留，当年曾祖接替高祖军籍，编入骑兵，他回老家用铜绿山的铜，用何锡铺的锡，合炼成锡青铜，请铜匠打制这个铜铃。此铜铃比一般铜铃响声洪亮，一匹战马颈上挂三四个，马奔跑起来铜铃撞响，马就会亢奋起来。而系铜铃的铜链不易断，不要声响时可以轻易地摘下铜铃。”
张居正、吕调阳、戚继光如法炮制打制了一批铜铃，大刀，用牛皮和铜做头盔铠甲，装备戚家军。
武器先进先赢三分仗。高头大马，锋利大刀，戚家军如虎添翼，一有倭警，大队骑兵立刻出发，“叮铃、叮铃”之声声震寰宇。战马听到铜铃声，精神大振，四蹄如飞，身材高大的军汉身穿坚固的铠甲，挥舞大刀，向倭寇头上砍去，刀到头落，倭寇三魂吓掉两魂，生怕掉了脑袋没法投胎，永远下地狱，逃也逃不赢。从此，倭寇不敢上岸，只能在远海为匪为盗。沿海倭患渐渐平息下来。
参考引用资料：
《明史》、《历代广西状元评传》(韦湘秋、黄强祺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