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晚报讯 读《桂林晚报》2009年6月28日“史海”栏目登载的蒋太福先生文章，指出我在《魅力名镇兴安》一书中“进行误导，有意无意否定灵渠在水利史上的杰出贡献和它的特殊地位”。我这个人和这本书，非常的微不足道。但从探讨历史辨析真伪的科学态度出发，我还是愿意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来回答蒋太福老师的质疑。

　　一、汉代马援修北渠，证据确凿

　　证据一，秦史禄障川拦河遗址尚存，有史可依。

　　无论在清道光年或者乾隆年编篡的《兴安县志》中，都有一幅兴安县城廓图。图中分水潭标注的灵渠渠首工程除铧堤、大小天平石堤外，还标注了一处“秦史禄障川处”。这一标注在2002年出版的《兴安县志》第45页中也有。它告诉我们：秦代史禄修凿灵渠时，曾经在这里的海阳河中筑了一条跟小天平石堤基本成“一”字形的溢流堰坝。它的作用同小天平石堤一样：拦阻海阳河水，使之流入灵渠南渠。在洪水来时则共同担负泄洪大任。这是当年史禄筑灵渠时不可或缺的工程之一(其遗址现今尚存)。试想当年史禄既然在此障川，怎么可能在其下游不足百米处又筑坝修北渠！我曾翻阅过蒋太福先生过去写的一些文章，都绝口不提这一遗址的存在。是根本不知道呢，还是早已知道它的存在，而不愿承认它？蒋先生为了批驳我提出的马援修北渠的观点，指出秦代不仅修了北渠，而且还用了没有铧嘴的“人字坝”“高科技三七分水”作证据。众所周知，代表灵渠最高科技水平的典范是铧嘴的三七分水功能。而铧嘴是在千年以后的唐代才建成的。这个天大的玩笑被蒋先生故意“忽悠”了一把普通读者，那么在专家面前又怎么交待呢？

陡河示意图

　　证据二，历代史籍指证，是马援修的北渠。

　　“汉命马援征征侧而继疏之”这句话出自唐人鱼孟威的《桂州重修灵渠记》。蒋先生在文章中说“继疏之”“应是继续清淤之类的工作”，令人难以服膺。“疏”字在古代汉语中作“开浚、开拓”解(见《辞海》)，“开浚”应是开通河道，“开拓”则含开创之意。而在现代汉语中“疏”字才作“疏通”解，蒋先生用现代汉语字义来解释古文中的字义，当然是解释不通，站不住脚了。

　　“汉命马援继疏之”是鱼孟威在千年之前记在文章中的，明确肯定马援继史禄修南渠之后继续开凿北渠。试问蒋先生，如果马援仅仅在灵渠清清淤泥，就能到四贤祠中被人供奉为四大贤人之一，那么数千年来凡是为灵渠清过污泥的大小官员，包括兴安历任的县长们，都可到祠庙内成为贤人供奉起来了？

　　唐人莫休符所著《桂林风土记》中记载：“(在)全义县(兴安县原名)湘漓二水分流处，相传(由)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开川浚济，(新渠)水急曲折四斥，用遏其节，节斗(陡)门以驻其势。有伏波庙在县侧。”这是迄今所知最早具体描述马援修北渠的记载。莫休符对马援挖开障川坝、筑大天平石堤、疏浚已淤塞的南渠、在北渠建节陡门等工程都做了记叙，令人读来有亲历马援修凿北渠之感。蒋太福先生在引用这段48个字的话时，删掉了句中马援建节斗门和表彰其功的伏波庙等内容共24个字，不知何故？并且还指出他早就知道在唐代就有人说过是马援修的北渠，而不是吴海星的“创见与什么新发现”。

　　现立于铧嘴分水亭内的“伏波遗迹”古碑是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兴安知县梁梦雷立于分水塘村前河畔的，1965年由县文管所移于重建的铧嘴分水亭内。400多年前梁知县钦佩马援扒开障川坝、开挖北渠的壮举，特地在马援开川处勒石立碑以资纪念。而当年如果马援仅仅做些为灵渠清淤的工作，梁县令会作为“遗迹”来纪念吗？

秦代末期灵渠

　　证据三，解读“漕”与“馈”字，证实是马援修北渠。

　　史禄凿通南渠后，以“漕运”的方式来运送粮饷。灵渠漕运中的“漕”字有“水陆转运”的含义，并非吴海星创造。根据字源惟远的原则，应是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的许慎所创。他编撰的《说文解字》卷十一中对“漕”字的注释为：“水转毂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再查卷十四“毂”字，读音“轱碌”，注释为：“车辐所奏也。”很显然此字含“水运转车运、又有人驾乘(车)在船与船之间转运”之意。这个“漕”字证明了史禄修南渠后运输粮草的真实情景。

　　再说“馈”字。蒋先生说“漕与馈同义，同时出现在一句话中，是作者为避免重复”。《说文解字》中注释，“馈”与“饷”“归”“镶”“转”同义，但绝对不含“漕”字所表达的字意在内。成书于1930年的《辞通》，注释“馈”为“直接移、转”之意。水利专家伍镇基先生告诉我，广东一位读者还帮他查出“馈”字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中。《新唐书李渤传》中的“漕”字与“馈”字并非如蒋先生说的是同义字。

　　证据四，当代水利专家考证马援修北渠。

　　原桂林市水利局副局长、高级水利工程师伍镇基先生在他的《解读古灵渠之谜》(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书中，专业地诠释了史禄障川的目的和成坝原因：“渠首工程(指小天平石堤等)刚峻工，秦因战事急于漕运军饷，史禄没有考虑或不知道坝上游河岸须加筑防洪堤，以防洪流溃决。而雨季洪水来临，海阳河河水猛涨，但因已修好的小天平石坝的障碍，洪流壅高水位，壅水以抛物线的形态在河上游右岸的鳌鱼山嘴弯道末端加速回旋并跌流入下游低位河槽。跌水崩土，致使右岸阶地(今分水塘村前和铧堤右堤之间河道)被汹涌的洪流冲出一条‘水毁河’,部分未被洪水冲蚀的阶地成了河心小岛(现今铧嘴就是后来利用这一小岛扩建成的)，而上游河水大部分从这条新冲出的河道流入湘江(现今的湘江故道)。南渠缺水断航了。史禄只有在新河的缺口处‘障川’,用堰的形式拦截缺口，洪水来时部分从堰顶排泄入水毁河，另一部分洪水仍从小天平石堤溢入湘江故道。”秦代史禄既然在此“障川”，必然在当时就没有北渠的引水口，此两者(指北渠和障川堰坝)是不能并存的。从而可证，史禄没有凿北渠。

　　伍镇基先生还特别从河流地貌学、海阳河水资源的制约、坝址定位、坝工安排意图以及南宋周去非的论断等几个方面论证了灵渠北渠不是史禄所凿，而是马援创建的。伍镇基先生还指出：“沟通中国南北水系、通航运的工程总指挥先是史禄，后是马援。这一工程从实施到完工前后历时200余年。一些没有了解这一工程发生发展全过程的人，以为灵渠南渠、北渠以及大小天平石堤均为秦代史禄所建，从而误解沟通中国南北水系并实现直接通航运的人是秦代的史禄。这一历史事实的误会，一直误传至今，长达2000年之久。从古代、近代、现代有关灵渠的书籍文章中，都出现过把马援的贡献记在史禄的功劳簿上的情况，这是错误的。错了就要纠正，要还历史事实的真面目，还马援在灵渠工程上的伟大贡献和不朽业绩。”伍镇基先生年逾八旬，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不少水利专家的肯定。

　　二、灵渠始凿于秦代史禄，而完善于汉、唐两代

　　灵渠修凿于秦代，是秦代的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灵渠是史禄首创，是秦代人工开挖的运河，而且在秦代就付诸实用。这确实是定论。但这与考证秦代的灵渠存在不完善之处完全是两码事。当年史禄开凿南渠后用漕运已经解决了运输上的问题，因战事紧急他选择不修北渠是合理的。因为没有北渠，灵渠不能直航，是客观存在的。秦、汉时的灵渠没有铧嘴和陡门，靠人工拉纤行船是有史可查的。

　　史料中记载，最先设计建造铧嘴的人是唐代桂管观察使李渤。李渤运用犁头可以卸土减载的原理。设计在人字堤的迎水面依照铧犁的形状将石堤加长百余米，并砌成尖状；将中流的急水分劈成三七，使之变成缓慢的旁流流入南北渠，既减小了河水对拦河坝的直接冲击，为过往船只导航，又起到分水作用。李渤完善灵渠的功劳不亚于秦史禄、汉伏波。鱼孟威则继承了他的前辈李渤维修灵渠的事业，首先改造陡门。鱼孟威用的是结实的木材和篷垫。而且将沿渠陡门保持在18个以上，大大提升了灵渠的通航能力。公元1355年，兴安县尹黄裳把四人的功绩刻在《灵济庙记》碑中：“兴安灵渠，自史禄始作以通漕，既而汉伏波将军马援继疏之，唐观察使李渤始为铧堤以固渠，作陡门以蓄水，而防御使鱼孟威复修之，更四贤之勤，历秦汉暨唐，而后其制大备。”这就是为什么说灵渠是秦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在历经汉、唐两代的重大完善后，成了享誉世界的古代水利工程典范。如果按照蒋先生的逻辑推理，说北渠是汉代马援修的就会使得灵渠的历史倒退两个半世纪，那么铧嘴和陡门是唐代才出现的，岂不是要灵渠的历史倒退千年了吗？

　　三、用科学发展观来研究灵渠历史

　　2200年来，灵渠屡经兴废，工程面貌变化很大。研究灵渠的历史以及原始工程状况只能根据史籍结合对工程现状的考察得出。尽管如此，研究成果依然倍出不穷。这就是用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地研究探索灵渠历史的结果。也是研究灵渠的专家、学者以及对灵渠历史爱好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灵渠历史我历来主张共同探讨，深入研究。古人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考证某一历史中存在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如原“湘漓同源”中说湘水源于“海阳山”，是千百年来大家都认可的说法。但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专家们经过科学考证，证实漓江源头在猫儿山，90年代又证实湘江源头在白石乡的近峰岭，这一说法曾引起很多的质疑并争论了好几年，最后才得到大家公认。这一过程告诉我们，研究灵渠的历史要尊重科学，不能思想僵化，故步自封。

　　蒋太福先生对我在《魅力名镇兴安》这本书中说马援修北渠的史实予以否定，说我将“灵渠开凿成功时间推迟两个半世纪、(使)秦代的三大水利工程只剩下都江堰与郑国渠，灵渠的高科技含量因此要大打折扣”，“吴海星改动大小天平组成的人字坝，抹杀中国水利史上的高科技”，且由于吴海星“一口咬定灵渠的北渠和大天平是马援所修建，并大肆对外宣传，扩大影响，进行误导，有意无意地否定了灵渠在水利史上的杰出贡献和它的特殊地位”等等，这样的说法是否能服众呢？（吴海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