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冬的桂林，依然是和暖的，榕湖水在微风中泛起涟漪，祥和而宁静。一天下午，市房地局的一位干部到湖南岸的桂林市建工局机关开会。早到的人都在机关小院的石桌旁休息等候，这位干部正想在一块石板搭成的石凳落坐，他一低头，见石板上有两个篆书大字“拓园”，落款为：丙子孟冬春湖题。他心中一阵惊喜，哎呀，这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工部左侍郎李宗瀚的手书啊(此人为李宗瀚后裔)！于是马上把这件事情通知给了当时的桂林文物工作队长赵平先生，赵先生立即带人将这块珍贵的石匾运至桂海碑林博物馆保存起来。如今，“拓园”石匾高悬于桂海碑林博物馆新建碑阁门楣，成为桂林旅游文化的重要风景。

　　拓园石匾的发现意义非凡，由此，我们能够断定拓园和湖东楼的准确位置。赵平先生特写了《拓园石匾》一文刊登在当年11月6日的《桂林日报》第三版上，文中写道：“最近，文管会在市建工局内发现了清代嘉庆年间李春湖所题刻的‘拓园’石匾一件……由于李春湖在这里集藏着许多生平喜爱的金石拓片……因而将此取名为拓园，并在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孟冬用青石题刻为匾，悬挂园门，以示癖爱。以后代远年湮，拓园最后毁于战火。不久前幸得李春湖后裔的反映才得以知道，还有此匾尚存，匾上‘拓园’二字篆书，款真书，这件石匾的发现，丰富了桂林人文轶事的考证资料，较为珍贵。”“拓园”二字为李宗瀚亲笔书写。众所周知李宗瀚书法以行、楷见长，篆书传世甚少，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仅为拓园匾额和《宋拓唐欧阳询化度寺碑册》封面题字等。

　　一、拓园云水间 风雅湖东楼

　　现今桂林榕湖南岸的夏绿地餐坊及其以西一带就是拓园和湖东楼旧址。在清代的嘉道年间，拓园、湖东楼静娱室的名字都非常响亮，意味着名拓、名帖、名诗、名画、名砚。作为李宗瀚的重要故居，从拓园匾上的落款，我们可推断这座园林别墅购得时间是在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也就是李宗瀚在籍奏请终生祖母养，得嘉庆皇帝应允，回到桂林的第二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有个人民礼堂，是庭院式的建筑，除礼堂之外还有一幢二层小楼。园里有大树和花草。紧邻的市建工局机关更是遗留了原来的地形地貌特点，上几级廊坡才进到院子里，因地势高，看榕湖山光水色位置更佳，此为拓园石匾发现地，就是拓园旧址。

　　李宗瀚(1769-1831)，字北溟，一字公博，号春湖。江西临川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嘉庆三年，大考二等，擢左赞善。累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五年，典福建乡试，六年丁骆太夫人忧，服阕逾年入都补原官，九月充武会试付考官，转侍读学士。九年，督湖南学政，在任晋太仆寺卿。十五年任满入都，授宗人府府丞。十七年以本生嫡母曹太夫人忧解官，十九年终丧补原官，授督察院左副都御史，九月充武会试正考官。二十年，丁本生生母刘太夫人忧，服阕并奏请在家为生祖母戴太夫人养老送终，得嘉庆皇帝应允。道光三年，遭祖母丧。五年，宗瀚返京，道光帝亲自召见，询家世官资甚悉。宗瀚具陈终养始末，宣宗(道光帝)为之嗟叹，遂补原官。八年，转授工部左侍郎，奉命典试浙江，留学政。十一年，本生父李秉礼卒于桂林，宗瀚万分悲痛，扶病奔丧，卒于衢州舟次。以衰服殓，年六十三。《清史稿》载其传，称“宗瀚孝谨恬退，中岁以养亲居林下十年，书法尤为世重”。

　　李宗瀚为清代著名盐商李宜民长孙，著名诗人李秉礼长子，过继给叔父李秉仁。临川县温圳杨溪村(今属进贤县温圳)人，寄籍广西桂林，为著名文化世家桂林“临川李氏”重要成员之一。是其家族第一位经由科举正途入仕，光耀门楣的重要人物，亦是清中期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收藏家和鉴赏家。著有《静娱室偶成稿》二卷、《杉湖酬唱诗略》二卷传世。拓园、湖西庄、静娱室以及湖东楼均为李宗瀚室名。

　　拓园和湖东楼，是李宗瀚桂林养亲10年间重要的文化活动和交流重地。其诗集《杉湖酬唱诗略》《静娱室偶存稿》大部分都在此写就。著名的“临川十宝”以及大量历代名画名砚名帖均藏于拓园静娱室。这些珍贵的文物，是古老中华文化长河中颗颗璀璨的明珠，其影响力从清代一直延续至今。

　　一水抱城流，山水相辉映的桂林，榕湖杉湖为“两江四湖”水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镶嵌在城市中心的一颗明珠。在清代，没有榕湖这个称谓，通称杉湖。这里不似杭州西湖那么宽阔无垠，但却以其清秀显示出独特的魅力，盈盈一水间，显出万千气象，山环水绕，更显妩媚妖娆，为古今文人诗文中永远的吟咏。

　　明代邝露那篇著名的《阳塘记》对杉湖榕湖景致就有十分精妙的描绘：

　　漩桂皆山，漩桂皆水也。漓江、阳江、弹丸、西湖、白竹躔城郭，匝月城，姑未暇论。即城中揭帝、梓潼、华景、西清、色色如品，惟阳塘最胜。阳塘东西横贯，中束以桥，东曰杉湖，西曰莲荡……演漾若数百亩。临水人家，粉墙朱谢，相错如绣……及游阳塘，风开翠扇，水泛红衣，杜若芳洲，不减花田海珠，红蕖白芝，不减丹荔素馨……

　　清代“岭西五大家”之一的朱琦所写《杉湖别墅记》中这样描绘拓园临湖景致：

　　吾粤山水幽邃，省治居万山中，湖水绕之傍城处处可庐，然城西杉湖为胜。

　　环湖而园者数家，湖以东为李氏故宅，宅后有临水看山楼，其西则湖西庄，负郭面湖，缭以短垣，亦李氏故圃，旧有老松十余株，春湖侍郎所手植也。稍折而南，为画师罗星桥芙蓉池馆，曩赏爱而葺之，然其地小偏，亭榭半颓，李氏园近亦废。故余喜游杉湖别墅……每登眺，则城西诸峰隐见烟树间，其左榕楼遥峙，独秀峰适相直。每天气晴霁云雾敛净，空翠欲落几席。

　　读到这些文字，我们感觉到杉湖是如此美丽，如此幽静雅致。静到能听鸟谈天，能看鱼戏莲。晨昏景不同，晴雨各有态。正因如此，李宗瀚选择在此买园购楼，“园滨杉湖，饶林壑之趣”，过一种看山玩水，观月赏花，读史作诗，校研金石碑拓的悠、雅生活。烟水深处，藏着他的诗歌，他的志趣。

　　拓园湖东楼之西北，隔湖即为湖西庄，是李宗瀚特为其父亲李秉礼养老而买下的。

　　当时的李宗瀚，在家养亲，无公务缠身，除去繁复的朝服，轻松自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研校金石文字，装裱古书字画，收藏宋拓名帖，自制锡壶，将庙堂碑勾勒上石，等等，一刻也没虚度，其乐融融。

　　在这里完成的《杉湖酬唱诗略》，是其与湘学大师、著名学者邓显鹤(湘皋)相互唱和之作。

　　嘉庆戊寅(1818)春，应李宗瀚之邀，湘皋至李氏拓园，课李氏子第，门下李联珂(宗瀚次子道光二年中举，官内阁中书)、徐之珸(宗瀚婿)等人，同时为李秉礼、李宗瀚父子以及著名诗人朱依真等点校诗文。此间湘皋与宗瀚朝夕过从，游览必偕，互赠诗歌。李宗瀚因此写成诗160余首。道光二年(1822)辑成《杉湖酬唱诗略》二卷，上卷为李宗瀚诗，下卷为邓显鹤诗。有道光二年刻本今存江西省图书馆，桂林广西第一图书馆。另《静娱室偶存稿》(二卷首一卷)道光十六年临川李氏刊本，今存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静娱室偶存稿》二卷今存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多家图书馆。

　　在李宗瀚的诗歌中，与拓园湖东楼相关的有三分之一之多，拓园其实是他的精神寄托，以至在他重回京师为官，行走于金碧辉煌的清宫大殿，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桂林的拓园。在《题王石谷载竹图》中有这样的诗句，“……人在云林森邃间，数掾亭馆清如水，羁宦吾怀桂隐庐”。题画诗写于道光五年(1825)秋，这正是李宗瀚在经过10年桂林养亲闲居生活后，重新入都为官之时。

　　正如苏州园林为传统士人遁世归隐的精神家园，拓园可以说是李宗瀚的精神家园，不出城郭而能够尽享山水，这体现了博大精深的人文意境。风雅，一向是拓园的气脉。碑拓、宣纸，笔墨、清风美景，这些中国文人感悟美妙时刻的伴随，也伴随李宗瀚这一时期的生活。满眼湖光山色，手触千古名碑，写就的诗篇，文字流出心中恬静。

　　邓显鹤评价李宗瀚时写道：“公无它嗜好，独喜聚书，癖嗜金石文字，所藏多名拓，筑湖东楼庋之，名其园曰拓园。”

　　“暇则端坐临池，赋诗遣兴。或卉衣草笠，与樵夫牧竖杂坐山泽间，神志萧闲，悠然自得。时复徘徊原野，若有所思，遇者不知其为京朝贵官也。”这就是李宗瀚桂林闲居生活的写照。

　　从李宗瀚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想见到那时杉湖的幽美。他的《题湖东楼壁》诗云：

　　雨过湖楼乍觉寒，蛙鸣伴我亦非官。山中偃蹇常扃户，物外行藏独倚栏。流水弦宁流俗赏，借船帖不借人看。午窗睡起浑无事，自理茶铛与钓竿。

　　诗中“借船帖不借人看”句还有一段美谈，据《临川县志》(清同治九年刻本)记载，李宗瀚“偶步至村塾见旧本借船帖亟购以归。故有借船帖不借人看之句”。

　　而邓显鹤的诗《湖东楼看山作呈春湖中丞》中这样写杉湖，“先生筑楼杉湖东，四面峰峦共争赴。遂令终日与山居，卷幔开棂动相遇。群峰缥缈摇空濛，叠峰青苍莽回互。偶然一角破孱颜，恰有微云巧遮护。各呈面目相妩媚，竟作烟岚互吞吐。就中一峰独横绝，天骨挺立无依附”。(作者注：该句指独秀峰，当时拓园的看山楼可眺望独秀峰)

　　又《题李春湖(宗瀚)中丞湖上山庄》诗云：

　　一丘一壑地大好，湖东湖西楼相望。成阴树木自课种，庋架图书手校藏。林峦四面为我态，鸥鹭竟日看人忙。吾侪得暇便来过，山光水色相低忙。

　　李宗瀚之父，广西著名诗人李秉礼亦有多首写拓园、湖东楼生活情景的诗歌，其《雨中登湖东楼》诗，更是写尽了杉湖的诗情画意：

　　楼倚空濛际，凭栏一解颜。茅茨多傍水，烟雨欲无山。野鸟横波去，渔人打浆还。宁知吟眺处，身在画图间。

　　在其诗中，这里真真是个世外桃源。正与李宗瀚的隐世思想相切和。

　　二、碑帖百代魂 宝藏静娱室

　　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清末著名篆刻家谢梅石论拓碑法文中写道：“李宗瀚，字公博，一字春湖，江西临川人，乾隆癸丑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癖嗜金石文字，所藏多名拓，筑湖东楼贮之。桂林山水奇秀，岩壁间多唐、宋人手迹，登椒穷邃，摩磋挲玩，手拓殆遍。又尝得元康里氏所藏唐拓《庙堂碑》，及唐拓《化度寺碑》，皆亲自钩摹上石，均极神妙。”

　　又叶鞠裳论碑拓之孤本中曰：“原石已亡，海内又无第二本，是谓孤本，较之欧、虞宋拓，尤可矜贵……隋丁道护《启法寺碑》，唐魏栖梧《善才寺碑》，皆在临川李氏。”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所写《先秦史》序文中，在梳理中国金石学发展历史脉络时写道：“金石学在宋代，虽涂术已启，而流派未宏；其辉煌之发展，则亦在清乾嘉以后。在清代古物之出土者，已数十倍于宋代，而学者如王昶、钱大昕、毕沅、翁方纲、陆心源、孙星衍、阮元、李宗瀚、瞿中溶、吴荣光、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端方等接踵辈出，其所著述，不下四百种之多。于是金石学遂蔚为大观。”文中所提到的人名，均为当时赫赫有名之大师，他们学富才高，许多人还居官显赫，在金石、考古、篆刻、书法、鉴藏等领域成就卓著，如此星光熠熠，李宗瀚以其书法与金石考古学养深厚之名气，位居其中。而翁方纲、阮元则为乾嘉时期重要的学者，为金石碑帖学界执牛耳者，尤其是翁方纲，凡有名的古碑拓古名帖都经其亲自鉴定题跋，得以定论。两人均与李宗瀚都交清深厚，其交往多为研究金石古碑，翁方纲与李宗瀚更是师徒感情诚笃。

　　富收藏精金石之学使李宗瀚在清代乾嘉道年间的鉴赏考古界占有及其重要的位置，凭借深厚功底，锐利的眼光和雄厚财资，李宗瀚四处寻觅，多方周旋，购藏到大量的传世孤本善本碑拓名帖，珍贵的宋元名画古名砚。“临川十宝”当为最具影响力的孤本善本碑帖，其中又以“临川四宝”为最最闻名天下。

　　(一)盖宝印的“临川四宝”和“临川十宝”

　　“临川四宝”也称“静娱室四宝”分别为：1.唐拓《启法寺碑》(隋)丁道护书，2.《孟法师碑》(唐)褚遂良书，3.《孔子庙堂碑》唐本(唐)虞世南撰并书，4.唐魏栖梧书《善才寺碑》(唐)虞涣撰。因李宗瀚将四本“都为一箧，世所称静娱室四宝是也。谓之宝者，尝以宝字圆印印其端，凡印宝字者皆绝无仅有，及人间有数之本。藏名迹之印宝字者不止四碑，以四碑皆正楷祕妙，故类而合之”。据该段文我们可知，“临川四宝”均为稀世碑帖，世上绝无二本。李宗瀚为江西临川人，有藏书印“临川李氏”故而其藏本均钤“临川李氏”印章，又因为所藏古碑拓曾经存于桂林榕湖南岸的拓园之中的静娱室，故而有“静娱室”“静娱室书画记”等印。李宗瀚所藏的“临川四宝”故又称之为“静娱室四宝”。其实李宗瀚所藏名碑拓名帖名画等古名迹，均在静娱室。而存为一箧的“临川四宝”以至“十宝”，无论是在京师为官还是做工部左侍郎时候到全国各地巡察，以至于杭州典试浙江，这些珍贵碑帖都时时伴随身边。

　　隋丁道护书《启法寺碑》，隋文帝仁寿二年(602)立，碑原在湖北襄阳，亡佚已久，北宋时即为人所见重。原石已久佚，传世宋拓本仅为李宗瀚所藏，为现存唯一拓本。此为何义门太史旧本，手题签存，前后有“研山堂印”，“孙承泽印”，最后有“魏国公印”，为宋贾秋壑钤记。此碑书是极成熟的楷书，间架平正，法度谨严，实为唐楷之先导。

　　丁道护为隋朝著名的书家，生卒年月不详，谯国(今属安徽省)人，官至襄州(今湖北襄樊)祭酒从事。所书《启法寺碑》与《龙藏寺碑》齐名，为隋碑代表作。

　　《启法寺碑》宋拓孤本，曾为清康熙年间“帖学四大家”之一的何义门所藏。在碑帖之风盛行的嘉道年间，如此经典的孤本为风雅士人所梦寐以求。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大家翁方纲在写给李宗瀚的信札中说：“吴门有人家丁道护《启法寺碑》悬价甚高，前叶云谷南归觅之不获……昨吴荷屋南旋，亦为作札访之，盖亦未遇良缘也……深见妙迹之难逢。我老友雅志笃古，必有胜缘回合耳。”名迹难逢，然而李宗瀚要是访到，便不容错过。经陆恭(谨庭)从中周旋，说服其亲戚，宗瀚终于吴门(今苏州)陆恭处购得《启法寺碑》，尽管花巨金，亦为幸事。这陆恭并非平凡之人，资料显示，陆恭(1741-1818)，字孟庄，号谨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书法家王文治婿，举人，读书嗜古，工书善画，其点染花卉，笔意古雅，眼高手辣。精鉴赏，多收藏古帖名画，翁方纲对其收藏的诸多旧拓秘本赞许有加，李宗瀚多本宋拓孤本均购自他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