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郑天虹 王莹 廖君 仇逸)免试入读重点大学的“保送生”，在多少人眼中有着莫大的光环，但在一些学生、老师和家长的心中，也不乏百感交集的叹息。
尽管教育部要求收紧“保送生”推荐名额，但全国“保送生”的总量仍然比较大。记者在多个省市调查发现，由于存在自我裁量甚至暗箱操作空间，加上相关信息透明度低，以及高校面试存在“走过场”等原因，一些特殊群体将“保送生”渠道异化成为子女升学“捷径”的状况依然让人忧心忡忡。
某高校10年“保送生”多为厅级领导子女
这是记者采访中一些令人忧心的事实：
南方一所高校相关领导向记者透露，该校梳理总结10年“保送生”情况时发现，绝大多数“保送生”为厅局级领导干部的子女；
在中部某省2014年的“保送生”中，几名厅级领导干部的孩子赫然在列；
广东一名落马副省级干部子女被曝凭借一项科技发明奖造假获得重点大学的保送资格……
东北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坦言：“我们发现很多招上来的省优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优秀。从学生资料看，他们有深厚的家庭背景，中学校长可能也难抵压力。”
旨在为优秀学生提供免试入读重点大学的“保送生”制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频频曝出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案例。例如，前两年凭信息竞赛省级一等奖获推荐保送的学生在高校测试时竟有一半不掌握相关知识，近三分之一不敢参加测试；还有凭借省级“三好学生”获保送资格的学生，就读后被人举报其“三好学生”资格不是在他就读的中学获得的。
南方两所高校对近年的“保送生”跟踪调查发现，这些学生在学科特长、创新能力、组织才能、社团活动等方面并未显示过人之处，有的学习成绩反而不如高考生。
从2014年开始，根据教育部要求，全国“保送生”人数锐减。其中奥林匹克竞赛类“保送生”仅保留了高中阶段获得全国五科奥赛决赛一等奖并入选国际奥赛国家队集训的学生。因此，竞赛类“保送生”从2013年的7000多人减少到2014年的260人左右。
记者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根据已公示的名单，2015年全国具有“保送生”资格的考生有3212人，其中省级优秀学生442人，外国语学校推荐生2520人，国际五项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员250人。
除对退役运动员和公安英烈子女的照顾性政策外，“保送生”已压缩为获得国家级奥赛一等奖并被遴选为国际奥赛国家集训队员、省级优秀学生、经教育部批准的16所外国语中学推荐的外语类“保送生”。然而，省优生、外语类“保送生”和退役运动员仍有较大空间。以山东省为例，2015年保送生346人，其中省级优秀学生115人，外国语学校推荐保送生220人，两类保送生占据了绝大多数名额。
三道关口，奈何步步失守
部分教育界人士认为，“保送生”制度的漏洞明显，存在人为操作的空间：
一是推荐环节。省级优秀学生保送资格遴选标准不一，有的凭成绩，有的看综合素质，但两者都可以“操作”。
一位高中老师分析，如果看成绩，一般参考的是年级统考成绩。由于是学校出题，有的人可以事先拿到题目。
辽宁省教育厅一位退休领导说，如果看综合素质，学习成绩只要过得去就行，其人为因素更多，包括班主任的评价、校长的评价、社会政治背景等。有的家长会从初中开始就通过校长、老师让孩子当学生干部，获得相应的评价和荣誉，为“保送生”积累“资本”。
二是公示环节。很多“保送生”的产生都是内部讨论，公示都是走过场。
辽宁沈阳一位高中班主任告诉记者，保送名额由教育厅分配给学校，推荐哪个学生是学校说了算，一般也就是校长、学生处、团委少数几个人定，然后校内公示。
至于外语类的“保送生”，也因信息公开不够受到质疑。在湖北，唯一获得推荐外语类“保送生”资格的武汉外国语学校2014年公示了150名语言类“保送生”名单，但个人信息中只有姓名，没有显示考生成绩和其他符合推荐资格的说明。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黄友文说，由于评审标准和程序不向社会公开，省级五科竞赛奖“保送生”乱象频出：集体获奖项目“乱搭车”，父亲组织比赛儿子拿奖，把老师的发明创造拿去参评等，虽然已被叫停，但要引起警惕。
三是审核环节。果真严格把关，“保送生”成绩的真伪，高校一经测试即可验证。
一位高校招生办负责人说，有时明知这些“保送生”就是官员子弟，资质平平，根本考不上重点院校，但是有人多次打招呼，并称以保送名额换科研经费投入，结果高校只好“放水”。
没有信息“真”公开，“乱”是必然的结果
鉴于“保送生”制度执行中暴露出的诸多漏洞，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保送生”推荐仍需减少名额、提高门槛。
知名奥数“金牌教练”、复旦附中数学教师汪杰良说，我支持保送项目的精简，过去很多靠奥数成绩保送的学生到了大学再也不碰奥数，甚至非常痛恨数学。学习的动机容易出现问题，更会削弱孩子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全面汲取。我们一定要有好的政策设计，将学生特长培养同功利性加分、保送区分开来。
“信息公开不应走过场，应保证核心信息公开的充分性，这样才能让公众有效地参与监督过程。”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范先佐表示，招生信息“短斤少两”，会降低社会监督的有效性，不仅会引起公众质疑，还会对制度造成伤害。
长江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才生说，“外校”保送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急需外语人才，保送成为人才的“绿色通道”。随着外语教育的普及和外语专业人才的增多，减少直至取消“外校”保送只是时间问题。
黄友文说，取消部分保送项目是可行的，但没有取消的保送项目一定要公开透明，向社会全程披露招考各阶段的信息，接受社会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