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是首府,柳州有工业,桂林呢?

  桂林有文化。

  桂林的文化在哪里?

  天赐的桂林山水不是文化,

  居住在山水中,

  流连在山水间的桂林人,

  他们创造了桂林的文化。

  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广西巡抚黄槐森在桂林创设的广西体用学堂,是广西第一所中西学相结合的新式学堂,也是广西新学的兴起的标志。

  学校校名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意,校址设于桂林文昌门外机器局旧址。光绪二十八年,广西巡抚丁振铎改广西体用学堂为广西大学堂,是广西最早的大学堂。

  至光绪二十九年,广西巡抚柯逢时改广西大学堂为广西高等学堂,委沈赞清(1868—1943,福建福州人。晚清重臣沈葆桢之孙)为学堂提调(校长)。沈赞清对学堂进行一番改造、建设后,于1904年8月21日举行了揭幕典礼。当时在桂林的二位传教士,受邀对学堂进行了实地访问,写下访问记一篇,登载于1904年11月24日的《泰晤士报》。从该访问记录,可窥当年广西学堂的一些情形。

  1906年桂林各学堂的一次集会。此照片曾为《泰晤士报》驻中国的首席记者莫理循收藏。照片流传较广,有认为拍摄于1905年,也有人认为拍摄于1907年。

  学校改建成日本大学的式样

  “路易斯·拜尔德牧师为我们发来下面这份有关位于清国广西省桂林的省立学院重新开学的消息,文章是由另一位传教士所写的。”

  “从1899年起,在这个城市里就存在了一所省立学院(笔者注:应指体用学堂),它迄今也还占据着一栋已多少有些难以辨认的建筑,实际的教室与演讲厅在规模与装备上却是如此微不足道。但是现在,在学院的新主管、福建人沈道台积极而富有进取心的领导下,一切都改变了……他将学院重新改造成日本大学的式样,自己还为此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在日本居住、学习。工程大约在8月18日完工,并在21日由两广总督岑春煊主持了揭幕典礼。第二天,我和我的同事们,也是现时城里仅有的两位传教士代表,受学院总管之邀,对这里进行了视察。”

  “我们对学院大楼相当不错的新入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楼建在了桂江(今名漓江)一条支流的河岸之上,使其本身尽显建筑师的设计风格。学院的前方栽种了一排大树;一道高级石料垒起的墙沿着河岸一字排开,一路看去颇有画龙点睛之感。入口完全是西式风格,光是大门就有八英尺高,高大雄伟,简直就是国外开放式大门的翻版,侧面则连接着铁栅栏。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笔直地向前伸展,两边种植着鲜花和灌木,一路通向钟楼下的另一扇门,那里则是学院主楼的入口处。”

  “在会客厅里,我们受到了总管的亲切接待……他告诉我们,这里只用了极短的时间便被装潢成为会客大厅。家具质地良好,地板上铺盖了英国出产的地毯,估计最少需要花费150英镑。总的看来,房间品味高雅,气派奢华。”

  “我们造访教学楼的经过也很有兴味,教学楼高大、光线好、通风性强,房间也像会客厅一般的舒适。但相比较而言,学生的房间则略显清寒一些,一间不是很大的房间必须供四个学生住宿……在塔楼里悬挂带有双面大钟盘的时钟,修筑了一条离地面约20英尺高的水泥长廊……这栋钟楼上也骄傲地飘动着龙旗,对应清国正在发生着的蜕变,这里正逐渐凝聚起一片‘少年中国’的爱国情怀。”

  200位男学生身穿西式校服

  “下一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楼房是宏伟的礼堂。那里摆放了可供两百位学生使用的课桌与一位教员授课的讲坛,它的后面是一排旁听席位,是为那些想要旁听讲课的来访者预备的。旁听席位像火车车厢一样铺设了软垫。旁听席的下面是供化学科学生使用的实验室。”

  “接着是同样考究的餐厅,也可容两百个人同时用餐,每桌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可坐8人。最让我们吃惊的那栋楼是排成一长排的低矮建筑,整栋楼被分隔成了小小的隔间。学院的洗手间不少于40个。还有一个操场,学生们每天都可以在那里锻炼。操场之外则静卧着一处花园,植物科的学生可以对那里善加利用。操场的尽头,树立着供学院里差不多40个青少年戏耍的秋千架。在即将走完一圈时,我们走过了一栋木匠们还在施工的房子,主人告诉我们,这里将被用来作为学校的病房。”

  “关于学生,一言以蔽之,他们差不多包括了160个年轻的男子和40个男孩子。后者的年龄在12~16岁之间,所有人都必须同意在这里待上四年的时间。他们有食宿供应。一年还配发两套服装,衣服是某种款式的制服,也是外国学生制服的式样。我们参观的时候,他们正穿着白色套装、黑袜,脚蹬半洋式的鞋子,头戴西洋草帽,在帽檐与外套领口上都绣着学院的名字……为他们安排的课程包括了一些常规性的中文科目,并有数学、化学、植物、日文与英文。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份完整的课程清单,但却是我目前可以想得起来的一些科目。教师们都来自广州和福建,至于他们是否能够胜任,目前还有待观察。”

  是清末兴办新学堂的缩影

  可以说,英国传教士描述的广西高等学堂,是清末兴学、创办新学堂的一个缩影——1904年,清廷颁定《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是中国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系统),对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衔接等做了具体的规定,之后,各地纷纷创设新式学堂。

  1905年1月4日《泰晤士报》刊发该报记者1月1日写于北京、题为“1904年的清国”的专文,文章开头即云:“回顾清国的去年一年,最值得被记载下来的大事,莫过于日本影响力的延续和‘西学’的传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最终,清国意识到了它对于西方教育的巨大需求,教育的普及程度虽然粗糙、并不完美,但效果已经显著。在15个省的省会中,已建立起了省立学院,而小学、中学、机械学校、农学校、警察与军事学校更是在全帝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成长。”该专文中提到“一所优异的省立学院在广西省的省会桂林周边兴起……”,而1904年11月24日《泰晤士报》登载传教士对广西学堂的访问记录(也就是本文摘译的文章),即是以《Education in China》——“清国的教育”作为题目。

  之后的一两年,《泰晤士报》驻中国的首席记者莫理循也访问过桂林,桂林的学校给他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他1907年3月4日的《泰晤士报》中写道:“在桂林,有很好的中学和高等学堂。我看到一个法国人在指挥,伴着日本制造的风琴声,学生们正在合唱英文歌……各处都配备了特别为中国人使用的日式教具——课本、地图、地球仪、解剖标本和其他图表。每个学校都教授体育和军事训练课程。”

  可以说,地处边远的广西,有识之士按照清廷颁布的新学制,创办了各类各式新学堂。作为省会的桂林,学堂很多,也较引人注目。清末,民国史上一些著名的桂籍人物,曾在这些新学堂里读书,如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夏威、廖磊等,都曾在广西陆军小学堂读书。可以说,清末桂林的新式学堂,也是培养出了一些人才的。

  《桂林晚报》

  作者:吕欣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