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更加细化的监督机制

  山东省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落马前两天,王敏曾与一位山东籍知名作家吃饭。该作家后来感叹说:“如果我是济南市委书记,朋友的孩子来找我批地,我批不批?肯定批。朋友的孩子送我一张卡,表示感谢,我会不会收?应该会收。不管里面是几千块,还是几千万。”

  著名反腐作家、山西省原副省长张平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幸亏自己任副省长时分管的是教科文体这些缺钱的部门,“如果让我主管那些权重钱多的部门,或者让我做了市长、书记,说实话,我也不敢保证自己不走麦城。”

  王明高说,不管是“贪一代”还是“贪二代”,背后都还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监督上又严重缺位的老问题。以湖南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为例:2008年6月23日,办案人员找李大伦谈话,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搞了好多年,搞一件成一件,我不点头就搞不成,大家都知道我有这样的分量,反对我的人很少很少,除非你不要乌纱帽了。无论是纪委、检察院,还是报社、电视台都不敢监督我,也监督不了我。”

  王明高说,完善制度建设是反腐的根本所在。否则,不仅贪官永远抓不完,“贪二代”、“贪三代”也会不断出现。

  事实上,为了规范官员子女、亲属的行为,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文规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

  庄德水认为,现有的体制对官员子女配偶的经商办企业行为,还是疏于监管,很多“贪二代”打着父母旗号,或直接利用父母影响来经商办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者,仍然大有人在。 庄德水说,“官二代”有经商办企业的权利,但是不能与父母的权力间产生不正当关系。“这是我们把握的一个底线。但是现在在官员子女办企业方面的界限不清楚。对这些‘官二代’而言,什么样的经商范围是可以的?这还需要一个公开的、更加细化的机制。”

  为了从制度上进行反腐,近年来,王明高坚持呼吁通过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作为调节财富分配的经济手段。“征收遗产税会提高腐败的成本及腐败行为暴露的可能性。”

  本刊记者/周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