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这算是何文凯第一次体会到网上接案子的过程，但办案还是得线下一步步走程序。这是他第一次成名。

　　“最开始，火不火，没有想到，我这个人是喜欢记录生活和工作的人。”何文凯坐在办公室说，“即便是没有微博，我有日记，在电脑上记也好，在我日记本上记也好。”

　　在刚实名认证时，他的昵称叫“检察官朽木”，还想沿用老名字。

　　“既然是检察官，应该正气凛然一些，怎么跟朽木绑在一起呢？”有人很奇怪。

　　“你为什么取朽木这个名字？”广西自治区检察院的领导也问。当时全国的时政微博也在大肆兴起，官方微博，官员个人微博都有。

　　“我也跟他们解释过，本来不叫朽木，以前的全名叫朽木刺狼。”何文凯回忆，“但是朽木刺狼，听上去又像日本人的名字，所以改成朽木。”但他还是弃用了“朽木”，用“一线御史”，取古代的监察御史之意。

　　“你是检察机关的，又不是纪委的同志，让人造成误解。”又有人提出。

　　真没招了，既然认证信息都实名，连昵称就也用实名，叫“检察官何文凯”，再没有网友和领导有意见了。

　　“你晚节不保，有必要么？”

　　何文凯是防城港市检察院的二把手，也是该院的新闻发言人，虽然一把手检察长没有跟他说过“我跟你研究一下，你微博该怎么开”之类的话。“但对工作人员对外发表言论都有非常具体的严格的规定。”何文凯说，“因为我们身份特殊，不能完全代表自己。”

　　事实上，他老婆强烈反对他开微博。理由有二：花时间，经常睡一觉起来，丈夫还在那里拿着iPad刷微博；在微博上针砭时弊，无形当中会得罪一些人，比如说同僚。

　　“你戳到人家的痛处了，如果别人真的是这样的人，那肯定对你有看法。”何文凯说，不仅是家人，生活当中的朋友“应该说100%”反对他开微博，“再搞只能惹麻烦，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你又不多拿一份薪水。”

　　“说实在的，我也很矛盾。”何文凯说，“曾经我也想封了微博，或者把认证拿掉，变成完全私密的东西。”

　　他微博的主要话题标签有，“笔记检查”“停停走走”“检察官视角”，今年还新增了“检事点滴”，内容大都与工作见闻或社会热点有关。他的微博再也停不下来，也不再想封博或取消认证的事。

　　“既然做了，那就做吧。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成就的理想，在微博上面可能会抓住一些影子，比如我们对法制的信念，我们对法治系统化的一些阐述和思想的归类。”

　　当然，他也不总是那么严肃。微博是“日记本”，他常把一些事写成段子。比如，“我以前在县里工作，下乡看到一个农民家里很穷，自己掏腰包给他一百元。他握住我的手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我就感叹，这可是我的钱，啥时候成了党和政府的。”

　　在“表哥”杨达才被抓后，何文凯却在微博大胆秀出自己的手表，老婆一万多块给他买的，至今还带在手上。他在2011年购第二套房时，贷款，也感慨自己成了“房奴”。

　　何文凯有两个孩子，大儿子还在上大学，小女儿才3岁。细心一点的网友，表示过质疑，他只是说，“符合政策”。“既然你问，我觉得没什么。”然后他首次说出了自己二婚，之前在网上不提，他只是想保护个人隐私。

　　何文凯的周末或假期时间一定会留给家人。包括采访，他强调，非周末时间来。他也喜欢做些运动，在他微博早期还留有“周末打羽毛球的加QQ群”。

　　平时他也读读书，比如最近在读去年王岐山推荐过的《大清相国》。但关于私人生活，何文凯并不愿太多提及。

　　“说实在的，我现在的家庭，我的一切，我觉得什么都不缺，别人有的我都可以有。”何文凯有些感慨，“你说多增加一两百万财富，能改变我什么，一两千万又怎么样。油头肥脑，我还痛风呢。”他的确有痛风病，还微博征问过药方。

　　“几十年过来了，我在政治试卷上，拿的都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分数。现在还有几十年，你晚节不保，搞那些东西，有必要吗？”何文凯说。

　　对“那些东西”，他当然有“伸手”的机会，他也说过，“其实许多官员并没有机会受贿。”

　　“因为我觉得特别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翻船，一个是毁了我清誉，第二个，我从里面捞到的好处不足以支撑我现在比较美满的生活。”何文凯坦白地说，“你说烟、茶，有没有？有，我都收过。”这是在“八项规定”“五项禁令”出来之前。

　　但是涉及钱的问题，“我告诉你小陈，像这种情况我们很清醒的，特别是我们搞司法的，人家为什么给你钱，肯定是有求于你。你实现他的目的，达到他的要求，好说。你收了钱，办不成事，吃不了你兜着走。这种钱能收吗？”

　　1996年开始，何文凯在市检察院工作，但在2001年时，他调任去下属的上施县任检察长。在调任前，他还参与了那一年当地的一个大案子，防城港市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毛旭辉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何文凯作为公诉人出庭。

　　他说，在县里面当检察长时，也什么工作都抓，反贪只是一块。30出头当了县检察院的一把手，“初生牛犊不怕虎”。

　　“当时我查一个案件，县委书记批评我，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点名批评检察院。”何文凯回忆，“我就不买账。”

　　但很快，他发现“该拨的钱没拨给我们”。他跑到县长办公室，“你县长再不给钱，我明天就回市院，县检察院关门，责任你来负。”

　　后来，何文凯承认，“有的时候，你还得必须随大流。比如我们发现领导有不洁行为，会不会去管，那要看情况。”他打了个比方，在县检察院时，一个领导跟他说，另外一个领导有问题，希望去查处。

　　“我能查吗？它有程序的，我只能跟他说，你应该形成材料，交到市检察院或者报给市纪委。”何文凯回忆，“已经超出我的管辖范围了，那你出头，干吗呢？无非是表明你的无知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2005年时，他又调回市检察院任政治部主任。仍然有人给他送钱，请他“关照自己的案子。”他只能想办法让对方把钱拿走。

　　2008年时，防城港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亢福顺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何文凯也是作为公诉人。这一年，何文凯已经是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二把手。“这么一个小地方，起码是兄弟单位，甚至平时关系还挺不错的，但是犯法了，谁都救不了的。”何文凯的朋友覃保险说。

　　何文凯说，“这就是戏剧化的生活。”

　　“我也在等着那一刻”

　　有网友如今也在何文凯的微博留言，问他抓贪官的事。事实上，惩治贪官是一个整体的法律行为，从接到举报、侦察、批捕、提交讼诉，直到审判。

　　“那你说何检现在有没有抓贪官？有啊，比如我管侦察监督，我管公诉。”何文凯除了此两项，还分管法律政策研究室、行政装备与后勤等。

　　他在微博上提过，在公诉阶段，时有领导对案件“打招呼”。事实上，除了被威胁，或有机会受贿外，“打招呼”又是一项经常面对的“工作”。

　　“这个我不回避，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司法环境和严峻的现实，这就是司法地方化的过程当中，一些行政权力的干预。”何文凯说，“他打招呼，如果我照做了，那我也就变成滥用职权，这是犯罪。现在跟我打招呼，那你将来跟谁打招呼才能罩住我啊？”

　　何文凯的选择里有坚持也有权衡。

　　在2011年3月，他的微博认证前夕，他说过：“中国的官员不能有棱角，不能随便讲实话，不能不按官场规则办事，一直在装孙子的不在少数，他们也要生存和养家糊口，不容易啊。”

　　他认为自己就是有棱角的官员，“真心话，我觉得我个性张扬。但是这个性必须要有一定的边界。如果没有边界，任由发挥，那么我就有可能出现‘出师未捷身先死’。”

　　显然，他30多岁在县里做检察官时“不怕虎”的锐气已有所削减。

　　“说老实话，青春的时候，都成熟不足，这是每个人都走过的过程。”他的朋友覃保险说，“现在他处理问题，显得更加沉稳，更加老练。”他停顿了一下，似觉哪里不对劲，然后笑说，“更加老道。这是不断进步的结果啦。”

　　事实上，何文凯出生于干部家庭。出生于“文革”初期的他回忆，家里当时并未受冲击，因为父母当时在军营。至少看上去，一直没有过大的不顺。

　　他的父母原本是凭祥这个县级市的干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父亲从凭祥市委调整为广西驻海南办事处任党委副书记，母亲也调任防城港市政协的副秘书长。而他的两个妹妹在南宁工作。

　　“我考虑到我妈一个人在这，有点孤单，我就过来防城港了。”他说。“搞了那么多年，我只是个正处级干部，为什么上不去呢？”他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说，他的同学中有官至厅级、副厅级的。当然也有一个落马的，2010年海南省东方市的原市委副书记吴苗因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那是他当年在华中师大的同班同学。

　　答案或许就是他的“棱角”。又或者是，他更愿意“遵从自己的本性”。

　　何文凯是个写过诗的官员，但笑道，“我的诗见不得人的”。

　　“有时候你锋芒毕露，还不行。但我还是愿意做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因为这是本真，我们那种文艺心理的执拗。”他说。

　　采访结束的当天晚上，他在家用iPad发微博感慨，“微博上原本活跃的几名公务人员，因为各种原因相继隐退了……可惜说来说去都是个例，且开着开着他们就谨慎了，无言了，撤退了。”

　　他又转发自己的微博说，“有媒体朋友问我，家人朋友如何看待我实名开博？可以这么讲，几乎没有人支持，几乎没有人不担心我祸起微博。我也担心，也在等待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