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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官员高调宣布清廉遭质问 公布自己有2套房

A-A+2014年9月10日14:22中国青年报评论

  本报记者 张莹

  “我缺钱,我对二十万感兴趣,请楼主组织人扒我,然后帮我讨要二十万!”看到网上一则假冒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名义发起的“二十万悬赏清官”帖,他带着些许揶揄,在以“检察官何文凯”实名认证的个人微博里,噼里啪啦敲下这段话。

检察官何文凯本报记者张莹摄检察官何文凯本报记者张莹摄
何文凯没想到,一句出于辟谣的调侃,会让他置于亮堂堂的聚光灯下。何文凯没想到,一句出于辟谣的调侃,会让他置于亮堂堂的聚光灯下。

  点击,发送。结果,短短几个小时,阅读量就达到了百万,评论量近两千,他自己也因此上升为了“网络舆情”,还被贴上“官员求人肉”的标签。一连几天,他每天接好几家媒体的电话。

  看到网上“求求你,人肉我”的大标题,他的好几个朋友默默为他捏一把冷汗,毕竟,在反腐力度强硬的当下,这种高调宣布自己清廉的举动,无异于引火烧身。

  这仿佛是一场战斗,对手是千千万万个手持高倍放大镜、立誓要把他审视个清楚的网民。他毫不示弱。讨伐之声最盛时,他干脆把自己的财产状况公布到网上:名下两套房产,一套集资建房,一套商品房,均在防城港巿。月收入5872元。爱人在三甲医院工作。有家庭轿车一辆。这条微博在当天晚些时候被他置顶,省得反复回答同样的质问:你说自己清廉,敢公布财产吗?

  “我从来没有要标榜自己是个多么清廉的官。我在微博上已经反复说明了,应战的初衷就是扫除谣言。”坐在18平方米的办公室里,48岁的何文凯头发有些稀疏,立在桌前的名牌上记录着他的身份: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在同事眼里,他“真性情”,待人处事温和有分寸。相比之下,他在微博上的言论却没什么分寸感,“尺度很大”。

  他痛批官样文章言不由衷,“撒谎不脸红”:“对工作,群众满意度达60%,这可能是真的,满意度超过90%,基本上是假的,要么数据是假的,要么群众是假的”;他调侃自己对新闻联播、道德模范不感冒,却被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感动哭,是“节操变了的叛徒”;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检察工作的政治性大于业务性,他们这帮人,既成不了专家,也当不了政治家。

  一位从事媒体行业的大学同学看了他的微博,被“惊出一身冷汗”,劝他再也不要写,“实在憋不住,给你留块版面,写写普法专栏”。他的妻子也时常劝他,不如只做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工作,制度的问题,自然有上面的人解决。

  他却控制不住,用何文凯自己的话说,官场的行事准则和内心的真实想法,常常使他陷入一种战斗般的拉扯和纠结,微博算是一个出口。

  现实中,这种“战斗”的精神,也时不时地在他身上闪现。

  他曾正面顶撞为某个当事人充当说客的市领导:“我保他,我自己就犯了滥用职权罪,你能保我吗?”

  那位领导当时虽然没说什么,但何文凯懂得,在官场上,他的拒绝会被理解为更深一层的含义,“意味着你已经不在他的‘战壕’里了”。

  “不规范的权力就像一个魔爪。”他说,“随时随地可以伸向你的领域,对你正常的执法行为进行干预。这是最让人难受的。”

  这样的现象不少。有时候,一个案子从接手到最后法院判决,求情和干预的电话就没停过。“打电话、发短信、递条子、找说客,方法应有尽有。”

  他说,他一直在想尽办法咬住法律的底线。这股劲儿来自从业之初,法律带给他的震撼。

  “第一次参与办案,就参与了死刑的临场监督。”他回忆,那天下着小雨,押送犯人去刑场的路上,警笛凄厉的鸣响和百姓眼中的敬畏,让他瞬间感觉到法律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

  在他还是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的一名科员的时候,曾经为了依法办案,惹怒了一名职位远高于他的官员。他第一次感觉到:在一部分人眼里,相比于行政级别,法律的力量太过微弱。

  那是一起盗窃销赃的案子,嫌疑人所在单位却显出了力保的态度,迫于压力,批捕迟迟无法进行。何文凯决定亲自去逮捕,他在嫌疑人单位大门口被拦下,等了一下午,负责此事的官员才姗姗来迟。

  听说何文凯只是一个科员,对方态度傲慢地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这事?叫你们市长、书记过来!”

  何文凯说:“市长、书记都不是司法人员,而我是。”他的话激怒了对方,他被斥责为“嚣张”。

  “你更嚣张!”何文凯也“发飙”了,“作为一个干部, 居然敢抗法、敢藐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办事,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胆量抗拒法律?”

  现在回想当时的勇气,何文凯觉得那是一种法律气质,不需要特别营造。

  面对弱势群体,坚持法治,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情。

  在上思县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的时候,何文凯遇到过不少给他下跪的上访户,更有甚者,抱住他的大腿不放,甚至以死相逼。

  曾有一对50多岁的农村夫妻,老来得子,却不想1岁多的儿子车祸身亡。由于缺少目击证人,在疑似车辆上并未发现碰撞的痕迹,且模拟实验也排除了这辆车肇事的可能,这对夫妻感到“有冤无处申”的绝望。他们召集了一群亲戚朋友,一大早就堵到了何文凯的办公室。

  听完七嘴八舌的哭诉,何文凯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解释:证据不足,无法立案。最后,由他带头,发动检察院全体同事给受害人家属捐了款。那次他捐了200元,当时他的工资是每月700多元。

  “法律有时候就是冰冷的,即便同情,也不能法外容情。”他叹了口气,说道。

  一名前同事回忆,在县里工作的时候,何文凯的办公室门总是敞开着,任何人来找他,都畅通无阻。

  在微博上,他时常结合当下热门的案例向公众普法,还记录了很多案件的处理心得,结果他发现,现在很多人往往是对别人讲法治,对自己却极端自由主义。“根本还是人治。”

  “人肉”事件后,他曾在微博上声明:人肉搜索从法律上讲,属于侵权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结果,还是有“人肉”到他电话号码的网民,给他打电话,下战书,问他:“敢不敢辩论,敢不敢让人查?”

  “欢迎!”何文凯回应,“但我跟你没什么好辩论的,你觉得我有不清廉或者违法乱纪的行为,建议你向市纪委或者自治区检察院举报。”

  对方愣了愣,说了句:“你等着!”便“啪”地挂断了电话。

  “大家都关心我是不是圣人,对假冒梁文道发帖制造谣言者却视而不见,这是个有趣的现象。”这位检察官无奈地说。

  对微博上网民极端情绪化的攻击,他有时也会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或干脆转发出来,名曰:晒晒你这种深井冰(神经病),或直接呵斥对方滚蛋。

  “其实我挺佩服何检的勇气。”他的一名同行说道,“他曾经鼓励我也开实名微博,但我不敢。我们这个职业得罪人太多了,被‘人肉’一下,对家人太危险。”

  这也是当下,何文凯对自己草率“应战”最后悔的地方。他曾连续好几年收到过写着“何文凯千古”的冥币,也曾接到过恐吓电话,还有一次,法庭宣判死刑的时候,罪犯在法庭上当即扬言“死了也要他垫背”。

  这一次,何文凯很担心家里人因为他的冲动而受到伤害。

  “他是个很顾家的男人,很会给孩子讲故事。”他的妻子说。

  因为他的“主动应战”,一时间还引起了人们对于如何定义“清官”的讨论。

  何文凯对清官的定义是:忠于职守,不违法乱纪。

  从这个意义出发,他觉得自己的确算不得清官。因为,八项规定出来以前,和其他地方的官场一样,他曾在迎来送往之间,接受并赠送过土特产。

  这事被他写进了自我检查材料,在民主生活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

  曾经有律师替当事人硬塞给他两万块钱,然后扬长而去。在他以“过时不来取走就上交纪委”的威胁下,对方无奈,又把钱取走了。过后,他特意在手机里,把那名律师的电话号码存为“黑律”。

  他说自己不喜欢应酬,讨厌那种表面上的“嘻嘻哈哈握手微笑彬彬有礼”,但“中国是人情社会,应酬吃饭成了一种工作,有时候喝了酒才能打成一片,有些话只有酒后才能开口”。

  他曾经酒量很不错,能一连喝5大杯白酒。因为早些年应酬喝酒太多,他患上了痛风。

  在他的公诉生涯里,他曾经指控过3个厅级干部,处级干部则多达十几个。

  《八项规定》发布以来,他接手的贪腐案子一下子多了。据他粗略统计,仅仅8月份受理的贪腐案件,已经与去年一年的案件数量持平。

  他也受到了影响。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办公室从100多平方米,缩减为现在的18平方米。公车不能用了,他买了一辆价值20多万的城市SUV。这辆车,又为他引来了网上的一片骂声。

  “清不清廉,我自己说了不算。”他已经放弃了这场战斗,对微博的热情也冷淡了许多,“我不希望因为微博,给单位带来麻烦。”

  经历了这场孤军奋战,他最后以这样一条微博做结:“忽然间,被孤独重重包围,江湖刀光剑影,心境一片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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