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花都一起性侵案由女童母亲主动向媒体曝光，宁愿忍受公众对其“粗心大意”的各种指责，也要在罪犯头顶打上“聚光灯”。法律专业人士认为，家长主动曝光揭露了目前受害家庭保护体系的“短板”，以及猥亵儿童罪量刑偏轻的现实。 多名法官和律师也坦言，猥亵儿童的罪犯判刑偏轻的居多，猥亵儿童判处5年以上的法定情形只有两种，一是聚众实施，二是在公共场所实施。如果不符合上述情形，就算猥亵一百个，最高也只能判处5年有期徒刑。
“色狼”骑车四处作案
发现单身女童就下手
刘友刚现年37岁，四川人，有猥亵儿童的“前科”。2011年5月，他来到番禺一家普洱饲料厂工作，作案时，总是骑一辆自行车在村街巷口晃悠，四处寻找没有成年看护人在身边的女童。
2011年7月10日上午9时许，刘友刚骑自行车到番禺区沙湾镇紫坭村某直街某号出租屋，进入屋内对被害人安安(案发时8岁)进行猥亵，后骑车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安安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处女膜破裂。
2012年10月7日上午9时许，刘友刚骑自行车到紫坭村某大街某号出租屋，将独自在家的被害人敏敏(案发时8岁)强行拉到出租屋大院的公用厕所里进行猥亵。后敏敏哭喊，群众闻讯赶至，刘友刚遂迅速骑车逃离现场。
同年11月18日7时许，敏敏及其父亲在紫坭村市场附近发现刘友刚，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敏敏报案时称，被刘友刚先后猥亵过两次，第一次是6月份，因为姑姑刚好回家，刘友刚的猥亵行为未得逞。
抗诉
二审顶格改判4年半
一审时，刘友刚当庭供认先后两次对两名女童进行猥亵的犯罪事实。番禺法院认为，考虑刘友刚当庭自愿认罪，判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宣判后，番禺区检察院抗诉认为，刘友刚有显著犯罪人格，缺乏真诚悔意，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情节恶劣，被害人身心遭受巨创，危害后果严重，一审判决量刑畸轻。
二审时，杨毅是该案的主审法官，他发现刘友刚的妻子口供证实，刘友刚曾在佛山顺德区沙湖市场附近，将一名女孩拉到附近的小树林欲行侵犯，被人发现并被抓获。后其妻子提出刘友刚犯有精神病，经与被害人家属协商并赔偿，取得谅解而未被判刑。
杨毅指出，刘友刚至少实施了三次猥亵儿童的行为，是多次猥亵，但证据不充分，公安机关也没有指控。二审考虑刘友刚是惯犯，而且在侦查阶段一直否认犯罪，直至一审庭审时才对所犯罪行予以供认，认罪态度不好，应从重处罚。
《刑法》规定，猥亵儿童罪没有特殊情形的，最高刑只能判5年，刘友刚案二审法院改判了4年半，基本上是顶格判刑。
法官观点
猥亵儿童量刑普遍偏轻
“我们在审查猥亵儿童的案件中发现一些问题，重要的一点是，量刑上偏轻了。”杨毅说，能够5年以上量刑的只有两种情形，一是聚众实施，二是在公共场所实施。“判5年以上的情形限定在那两种太少了，如果没在公开场合，没有聚众，猥亵一百个，最高只能判到五年。”
另外，二审法官如果认为一审判轻了，受“上诉不加刑”的限制，罪犯上诉的二审不能加刑，只有抗诉的才可以加重处罚。杨毅称，尽管法官普遍认为猥亵儿童案量刑偏轻，但检方因此提出抗诉的案件只是极少数。
最新动态
对性侵案法援将免审查
记者通过多方了解到，目前广州市法律援助处联合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正在推动新的法援政策，主要是针对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案件，免除未成年人家庭的经济困难审查。
省律协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副主任郑子殷认为，如果可以做到这种免除经济困难审查，法援将来就充当了受性侵害未成年人维权的平台，下一步只需要将法援专业化。
目前，郑子殷正牵头开展“互助童行”项目，召集更多熟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且有志于公益工作的律师，准备通过法援处平台帮助更多性侵案家庭维权。
有望建一站式问话中心
对于儿童性侵案，郑子殷认为，最好由心理咨询师来询问受侵害的孩子，通过游戏、玩沙盘、画画等方式，用相对长的时间建立起互信后，小孩子才能更好还原被侵害的过程。
郑子殷曾参与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讨论，商量共建一个“一站式儿童问话中心”。即侦查机关将问话中心设置在医院，进行身体检查、询问录口供、指定社工帮助受害家庭，争取一次性完成所有证据收集的工作，避免二次伤害。
郑子殷透露，此前已就此与广州女子医院协商，“医院表示配合，但还需要有具体的办理指引，并且必须经公检法同意。”据了解，郑子殷是起草的负责人之一，其称目前该项目仍在论证阶段。
女童疑被邻居性侵
母亲却是浑然不知
花都一名9岁女童小琪(化名)疑被邻居秦某(年约50岁)性侵长达三年，家长浑然不知。2014年9月，嫌犯已经被拘留，女童母亲担心罪犯得不到严惩，主动向媒体曝光，甘愿忍受公众对其“粗心大意”的各种指责。
记者近日获悉，这案已在花都区法院一审开庭，嫌犯被控猥亵儿童罪、强奸罪。为小琪一家提供公益法律服务的郑子殷律师透露，秦某被指控猥亵儿童罪和强奸罪两项罪名，一审已经开庭。
“结果会怎么样，没底。”郑子殷律师曾代理过海珠区某幼儿园门卫银世全猥亵儿童案，该案去年由广州中院二审改判有罪，银世全被收监。尽管经历了两年时间，从一审无罪到二审改判有罪，郑子殷仍表示，花都案比海珠案更难办，让他感到压力更大，不敢猜测结果。
反思
家属曝光揭维权短板
如果刘女士没主动向媒体曝光，这起性侵案很可能像绝大多数未成年人性侵案一样，淹没在法院的卷宗里。“由于目前国内尚没有事后保护机制，他们往往只能寄希望于媒体。”郑子殷说。
“刘女士每一次被人责怪她粗心，她就一脸的眼泪，我们帮她维权一直很紧张，压力非常大。”郑子殷称，“假设真被性侵了三年，这个母亲确实很粗心。”其实，受侵害的孩子如果受到正确疏导，时间久了会淡忘，家长则会陷入内疚情绪，甚至无法自拔。
郑子殷认为，这个案件折射了几个问题，首先没有专门保护被害家庭的机构，即使有一些机构能帮他们维权，但不是立体的。性侵、虐待、遗弃、家暴等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时，监护人往往存在失职，甚至就是侵害人。法律规定了多部门有责任救济，但就是因为“多”，所以用不了力，没办法统筹各方力量。
律师看法
应对惯犯常犯加重刑罚
“对于屡次实施猥亵儿童的罪犯，不应只是从重处罚，而应该加重刑罚。”郑子殷指出，猥亵儿童案件的被害人所遭受的心理创伤，往往在审判中被忽略。法院定罪量刑时，更注重身体上的伤害，以及犯罪情节是不是恶劣。
“应该有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将被害人身体和精神的损害程度进行鉴定，形成一份评估报告，作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但目前性侵案审判中，并没有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进行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