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岁月风霜、略显残旧而难掩昔日风华的石牌坊；一个挑着箩筐的清瘦农夫的背影；青石板街两旁低矮的木板房，远处露出一角的仿佛是立于城墙上的楼宇……这些画面构成了桂林古城的又一个经典场景，也是又一道永远消失了的风景。

　　每当看到一幅桂林的老照片，我们通常会想三个问题：这是哪里？什么年代？何人所拍？

　　后两个问题我们很容易解答，因为这些照片都有出处。就如这幅照片，它来自美国夏威夷大学曼诺分校图书馆，拍摄者是传教士约翰·沙克福德(John B.Shackford)，拍摄时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于地点，没有山峰这个特殊的坐标参照，却不那么好辨认。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根据远处的城门，推断它为“位于王铺坪的大学士牌坊”。而这个大学士，又被猜想为陈宏谋。

“大学士”牌坊

　　树牌坊是旌表德行，承沐后恩，流芳百世之举，是古人一生的最高追求。那么，什么样的德行才能够得到表彰呢？通常是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

　　在1934年出版的《旅行杂志》上，我们看到了署名俞心敬所作的文章《桂林山水记》(二续)，其中有一段关于大学士牌坊的文字：出寺北行，经大学士坊下，万历间，为相国吕调阳立者。在杂志上刊出的配图中，我们看见了一座相同模样的大学士牌坊，只是少了个挑担者的背影。

　　据此，我们可以断定，照片中的牌坊就是位于文昌门外大街的为吕调阳而建的牌坊。

　　吕调阳(公元1516～1580年)，字和卿，号豫所，谥文简。广西临桂人。自幼聪颖，刻苦攻读。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廷试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次辅)、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等。留京近30年，以廉正闻名。与张居正合编《帝鉴图说》，撰有《佛塔寺碑》《全州建库楼记》《勘定古田序》《奉国中尉约畲墓志铭》等碑。

　　吕调阳是桂林第一个官至宰相的人，在明中叶以后的没落官场中，是一个不倒翁，一个“凭它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三朝元老。明王朝从宣宗朱瞻基开始，昏君辈出，奸臣蜂起，阉宦弄权，冤案丛生，而且是愈演愈烈，一代不如一代，直至明室的衰亡。在吕调阳发迹当政的嘉靖年间，大奸臣严嵩父子播弄朝政，朝野上下，一片混乱。但吕调阳却能鹤立鸡群，不随俗浮沉，一味埋头苦干，尽心为明王朝服务，终于没有受到多大牵累。他恃正不偏，不胁肩谄媚，不阿谀逢迎，更不吹牛拍马。从来不买严嵩父子的账。他手脚干净，因而奸党也就奈何他不得。严嵩有时要来拉扯他，他也坚持操守“固谢不往”。因此，他在各党派之间，能够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做到了“律吕调阳”。

　　他的家宅在桂林府城东面的文昌门外，后来被用作省府的铸钱机关——— 宝桂局。清代嘉庆初年，宝桂局还保存吕宅故貌，规模很大，“四周绕以墙垣，头门三间，二门三间，大堂三间……”(嘉庆《临桂县志》)。总共有房100多间，占地数十亩。其后岁月凋零，几经战火，吕宅故貌和宝桂局都不复存在。

　　明朝的桂林城中有三个牌坊是为吕调阳立的：“榜眼”坊在十字街；“少傅大学士恩荣”坊在阳桥；“太保大学士吏部尚书谥增恩荣”坊在文昌门外。前两座牌坊不知所终，而照片中的“太保大学士吏部尚书谥增恩荣”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关部门编写的《桂林风景胜迹沿革考》中，我们还看到了这样一段记录：吕调阳牌坊，在民主路，明，吕调阳建，整座牌坊，石刻镂空，有人物花果珍禽异兽各种浮雕，为桂林历代所有牌坊之最精者。抗战间因修马路拆毁。(凌世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