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宋绍兴五年，也就是公元1135年，这一年十一月冬至的这一天，两个工匠来到了七星岩，他们一个叫唐全，河南宛丘人，一个叫龙跃，广西桂林人。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将要在七星岩内的一处山崖石壁上镌刻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名叫《仙迹记》。

　　《仙迹记》的作者是鲁国人尹穑，文章讲述的是唐代一个名叫郑冠卿的人在七星岩遇见日华和月华两位神仙的故事。这是龙跃当年接到的一单比较大的刻石生意。和《仙迹记》一起需要摹勒上石的，还有尹穑写的另一篇文章：《仙李岩铭并序》，尹穑在这篇铭文的序言中记载了时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的李弥大将栖霞洞(即今七星岩)更名为仙李岩的缘由：“昔唐郑冠卿遇日华、月华君于此，具有仙迹。且聃(指老子)，吾祖也，故相国(指李邦彦)亦其苗裔，而予又爱赏于此，宜以仙李名之。”眼看快到春节了，担心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龙跃就拉来自己的朋友唐全帮忙。就这样，从冬至这天开始，叮叮当当的刻石声音在七星岩里传递开来。

　　从2010年3月开始，我着手创作《桂林石刻》电视系列片。此期间，桂林刻石工匠的生活以及按什么标准收取刻石费用，这是我非常想了解的。《邵氏闻见录》卷十六云：“长安百姓常安民以镌字为业，多收隋、唐铭志墨本，亦能篆。教其子以儒学。”《挥塵录》三录卷二中记九江琢玉坊碑工李仲宁语，有“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指苏轼)、黄学士(指黄庭坚)词翰，遂至饱暖”的说法。那么，桂林的刻石工匠呢？他们会有哪些故事？我们联系了桂林的石刻专家，遗憾的是，专家介绍说，因为石匠的社会地位低，史籍上对这方面的记载基本为零。我们只能根据石刻上点滴的线索，来合理想象桂林刻石工匠的故事。

　　二

　　桂林石刻起始于东晋。唐代之前，由于石刻数量相对较少，作品中至今尚未发现刻石匠人的署名，缺乏资料佐证，单从石刻现象揣测，很难判定桂林本地刻石匠人的技艺水准。到了宋代，桂林石刻发展很大，桂林的刻石工匠也因此形成了职业化，其技艺水平得到长足提高，甚至一些技艺高超的刻石匠人还饮誉一时，闻名遐迩。查对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的《桂林石刻》三卷本收录的历代石刻，真正算得上有工匠署名的作品也就刚刚超过半百件。这其中宋代占22件。宋代匠人署名最早的一件石刻作品是《燕肃俞献可等三人七星岩题名》，由匠人朱瑞刊于宋天禧二年(1018)，该石刻位于七星岩口的石壁上，由燕肃书写，字体为悬针篆，书法特点非常独特，属于鸟虫篆的变体，这种字体在桂林石刻中仅此一件，因而价值颇高。有趣的是，到了元代，桂林又出了一个同样也叫朱瑞的刻石匠人。

　　在宋代，桂林的刻石匠人中区姓家族、龙姓家族和王姓家族的技艺水平很高，从石刻中可见一斑。摹刻于龙隐洞的《平蛮三将题名》记录了北宋皇祐五年(1053)正月镇压侬智高起兵的各级将官，其中第一将是指狄青，第二将是指孙沔、石全彬，第三将是指余靖。这件石刻应该是由当时的政府出资镌刻，石刻高一丈一尺，宽七尺，正文真书，径二寸，镌刻人是区华和区诚。能接这样的大工程，显示了区华和区诚的雕凿实力。尽管这件石刻距今已超过960年，但由于保护得当，碑面上字的笔画的凿刻痕迹依然十分清晰，就像新凿的一样。到了嘉祐三年(1058)，区诚又镌刻了位于宝积山华景洞的《宋咸萧固等六人游华景洞题名》。

　　桂林的宋代摩崖石刻中，刻石匠人署名最多的是龙姓匠人。宋代22件匠人署名石刻中龙姓匠人署名的就占了10件。这其中署名龙抃、龙湜的刻石工匠表突出。崇宁元年(1102)，他们两人共同镌刻了位于湘南楼上的李彦弼的《湘南楼记》一文和位于还珠洞水边悬崖上的“桂州静江军”五大字题榜作品。前者高六尺四寸，宽三尺，全文逾1230字，正文真书，径八分；后者高三尺，宽一丈，五大字横排，真书，径二尺五寸。13年后，龙抃、龙湜两人又在屏风山屏风岩刻了李彦弼的《大宋建筑隆兑州记》一文。据记载，这件石刻高一丈一尺，宽一丈二尺，全文逾1800字，正文真书，径二寸五分。可惜该石刻已毁，我们无缘得见。到了建炎二年(1128)，龙湜又刊刻了位于龙隐岩的《阮彦和布施园地记》，该石刻至今仍存。

　　三

　　士大夫们摩崖刻石一般都会经过选石—凿平—打磨—题壁，或者勾勒—镌刻—填色—拓碑—品赏这样几个步骤，其中题壁，或者勾勒和镌刻这两个步骤尤为重要。明赵宧光《寒山帚谈》云：“凡刻石，钩墨一失，填帡二失，上石三失，椎凿四失。”虽然说的是刻石对于表现书法时的缺失，但同时也道出了刻石的大致步骤，仔细来说，首先是将纸涂上油脂，使纸背透亮；其次在背面用朱笔钩摹，覆在涂墨的碑石上，然后加覆厚纸，轻轻槌打，将朱笔钩摹的红线字迹印在碑石上，即“双钩”。在纸张未能大行其道时，则是用直接书丹于原石的方法来进行；最后以刀刻石。这几道工序可以是一人完成，也可以由多人合作完成。

　　尹穑《仙迹记》全文630字，《仙李岩铭并序》全文219字。龙跃和唐全两人从绍兴五年十一月冬至日开工，一笔一画认真镌刻。龙跃应该知道，把作品刻于山崖石壁上，就是将作者的书法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作为刻石工匠，除具备精湛的雕凿技艺之外，还必须能领悟作者的书写要领，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其石刻作品才会给人以美的享受。在宋代，桂林的刻石技艺达到了一个巅峰，所刻笔画的粗细、飞白、映带均能让人想见书写者的笔墨神韵，镌刻得很传神。桂林的不少刻石匠人都拥有高超的技艺，他们不但在桂林刻石，而且往往也应邀去外地刻石，近一点的比如永福的百寿图是桂林工匠王鼋于宋绍定己丑岁(1229)刊刻的，远一点的比如柳州的马鞍山、宜州的白龙洞和北流的勾漏洞等地都留有桂林工匠的刻石作品。从现存的宋代桂林石刻中不难看出，桂林的刻石工匠是很重视自己的手工艺的。这其中，龙跃和唐全也应该不会例外。另外，作为社会地位卑微的刻石匠人，如果能把自己的名字一同刻进作品里，在山崖石壁上流芳百世，这将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龙跃期待着自己和唐全镌刻的《仙迹记》能成为一件完美的石刻作品。

　　叮叮当当的刻石声在七星岩里回荡，时间一点一滴在刻刀下流逝。当时间来到绍兴六年丙辰岁上元日，也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终于大功告成，两件石刻都刻好了，前后历时54天。如今，呈现在两人面前的《仙迹记》摩崖石刻作品高六尺，宽一丈，正文真书，径二寸五分。此时，或许是龙跃提议，何不在此留下一件摩崖石刻呢？于是两人怀着激动的心情，在七星岩里一处不起眼的石壁上凿石、打磨，并很快刻下了属于他们两人的一件石刻作品，这件石刻就是《龙跃唐全七星岩题名》，题名写道：“绍兴六年丙辰岁上元日，八桂龙跃并宛丘唐全同刊仙李记到此，因而刻题。”龙跃和唐全不会想到，他们刻下的这件石刻竟然是桂林现存的两千多件石刻中由刻石工匠自己创作的唯一一件！而这正是促成我要讲述桂林刻石工匠故事的直接动因，尽管刻于七星岩里的《仙迹记》如今已经毁损得只剩下了最后几十个字，至于《仙李岩铭并序》呢？唉，“已毁，尺寸不明。”《桂林石刻》一书如是说。

　　《粤西金石略》卷七在谈到桂林龙氏刻工群体时，说：“碑刻中镌工著名者有龙抃、龙湜、龙渊、龙、龙云从、龙光等，盖桂林镌手，龙氏能世其家云。”在此，我们也记下一笔：龙渊于绍兴十八年(1148)刻了位于刘仙岩的《张真人歌》；龙云从于绍兴十九年刻了位于刘仙岩的《郭显南溪山卜居铭》；龙光则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刻了位于中隐山的《张仲宇桂林盛事记》，这件石刻记载了自北宋熙宁以来，在桂林大地上发生的几件值得载入史册的事情，包括倡导文化教育、开凿环城水系、增加乡贡名额，以及减轻百姓布税等等，价值极高。此外，龙光还刻了位于刘仙岩的《佚名刘仙岩题诗》。在宋代，值得一提的匠人还有王俊，他于庆元四年(1198)刊刻了著名的《饶祖尧跋刻元祐党籍碑》，又于嘉定三年(1210)摹刊了位于龙隐岩外的《李訦平亭诗》。

　　四

　　宋代以后，桂林的刻石技艺进入了低潮期，石匠们好像都不重视自己的手工艺了，镌刻的不少石刻作品刻痕浅陋，笔势全失，特别在明代还出现了一种非常缺德的行为，即：把前人的石刻作品凿掉，在同一位置镌刻上自己的作品。这种现象在虞山、叠彩山、龙隐岩等等山崖洞府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最典型亦最为今人所熟知的例子便是明代的杨铨。明嘉靖四年(1525)二月十六日，杨铨把镌刻于虞山上唐代韩秀实书写的《舜庙碑》凿去一块，镌刻上自己的一首五言古风，记载他和太监傅伦游览虞山时的喜悦心情，字体隶书，但杨铨那纤弱呆板的隶书哪里能与韩秀实那开张灵秀的隶书相提并论呢！徒留下永久骂名耳。其实，早在嘉靖三年十二月的某一天，杨铨就曾在龙隐岩刻下一首七言律诗，字体也是隶书，诗中有句：“肩舆载酒穿云入，拂石题诗带墨劖。”细品诗句，我们仿佛看到杨铨面对石壁，一手端酒杯，一手拎毛笔，酒入欢肠，“拂石题诗”，但见那杨铨环顾左右，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然后就操刀直接“带墨劖”了，这阵轻松愉悦的气氛中明显显露出一丝洋洋自得之意。后来，我曾放大照片，仔细咂摸辨识这件石刻，天，杨铨的这件龙隐岩题诗石刻竟然也是叠刻在前人的作品之上的！原来杨铨不仅带墨劖了自己的诗，而且把前人的作品也一并劖掉了。做人缺德成性至此，夫复何言！在此，我还要再举两个大家不怎么熟悉的例子：在叠彩山，明靖江王宗室朱经扌肃把自己的一首七律叠刻在一件落款为“嘉靖戊戌岁孟秋望日”的石刻上，嘉靖戊戌，公元1538年，这个“前人”和他朱经扌肃还都属于他老朱家的大明朝的呢！但这又有什么呢？在叠彩山，我还看到这样一件石刻：“钦差湖广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宣慰使昭勇将军彭世麒……同游者京官徐敬、指挥赵螳。”这件石刻也是叠刻在其他石刻上的，我曾仔仔细细辨识了很久，至少认出了一件(原石刻上应该不只一件作品)，即：“正统己未九日同官三山陈辉伯炜偕？？……广西按察副使会稽胡智宗愚书。”明正统己未，即公元1439年，而彭世麒等三人的题名是明弘治十七年，即公元1504年，两者相距65年，彭世麟等人也实在是太缺德了！想想宋嘉定七年(1214)，方信孺游清秀山时，看到整整60年前吕愿忠在清秀山留下的题诗，非常高兴，于是写道：“吕叔恭得此岩亦甲戌岁也，刻石犹可考。”现在快800年过去了，吕、方两人在清秀山的刻石依然清晰可考。哪像明代的这般缺德货呢，凿掉别人的，刻上自己的！

　　不重视自己刻石创作的手工艺，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清初。清康熙年间广西巡抚陈元龙的《阜成书院记》是请苑陵人刘弘暹摹刻的。另外，陈元龙把康熙御笔“寿世慈荫”四个字放大摩崖于全州湘山顶峰之下，从他写给康熙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他是“往江南雇觅刻字善手，恭刻于石壁之上”的，这些细节说明桂林当时石刻匠人的水平并不高。镌刻于隐山朝阳洞的《王凤冈撰重刻老子像赞并跋》石刻也隐约透露出类似的信息：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王凤冈和李宜民、张士龙、沈廷绩、何照等人整修了老君洞(即今隐山朝阳洞)，并打算将刚得到的南宋咸淳八年镌刻的老子墨本之像摹勒于老君洞中，“虑无善手，值山阴孟君季堂谙于章篆，请试碑刻。幸不惜腕力，未几日而告竣焉。”顺便说一句，现存于桂海碑林博物馆内著名的清刻五代贯休画十六尊者像，就是由李宜民的好友王凤冈勾画于石，并请谙于章篆的山阴人孟季堂奏刀的。孟季堂采用阴线阳线相结合的方式，将线条粗处，如柯木、石凳、衣褶等雕刻得雄健有力，圆润流畅；细微之处，毛发皆现，精美无比，世推妙品。

　　五

　　清中期以后，桂林刻石技艺迎来了复兴期。这其中一个叫贺广文的桂林石匠引人注目。他的刻石署名最早出现在道光十八年(1838)镌刻的《梁章钜跋刻黄庭坚书颜延之五君咏》石刻上，最晚出现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镌刻的《林绍年题“心迹双清”四字》石刻上，时间跨度长达68年，可以说是活到老刻到老，一生不易。此外，桂林贺广文于同治三年(1864)钩勒上石《佛尔国春题“冕旒秀发”四字》；于光绪九年(1883)钩勒上石《倪文蔚皇清中兴圣德颂有序》，这件石刻摩崖在象鼻山东面悬崖，高八尺，宽二丈，隶书，径五寸，记载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斗争。当然，时任广西巡抚的倪文蔚是这样说的：“咸丰初元，洪秀全倡乱广西，踞金陵伪都，纷扰十有六省，岛夷乘之，京师震惊。”立场不同，话语有异。(秦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