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生活网讯 “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清代广西巡抚陈元龙在《游龙隐洞》一诗中极其简练地把桂林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高度概括了出来。

　　桂林名扬天下的原因，不仅在于秀美绝伦的自然景观，还在于当中蕴含的丰富文化。摩崖石刻，是体现桂林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

　　据统计，桂林现存南朝至清代的石刻多达两千多件，其中南朝1件，唐代碑刻28件、造像149龛484尊，五代碑刻一件，宋代碑刻484件、造像26龛101尊，元代碑刻30件，明代碑刻352件，清代碑刻478件，年代无考的有117件。这些石刻主要分布在桂林市中心及周围的独秀峰、叠彩山、伏波山、象鼻山、龙隐岩、龙隐洞、普陀山、隐山、西山、南溪山、虞山、铁封山等20多处名山洞府，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奇山秀水之间碑刻如林。漫山遍野的摩崖石刻，使得桂林宛若一个巨大的石刻博物馆。

　　在这些石刻中，古人以题名、题记、诗词、曲赋、铭文、佛经、诰封、敕文、告示、禁约、墓志、地券、书札、医方、对联、榜书，以及捐资列名等形式，将社会兴衰，人生百态，仕途坎坷，警句语录尽书其中。内容涵盖千百年来桂林乃至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民族、科学、教育等各方面，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800多年前，南宋著名才子陈谠在遍游桂林诸山后，面对丰富多彩的石刻内容，发出了“周南太史书”的赞叹，将桂林石刻与《诗经》、《史记》相媲美。而陈元龙的“游山如读史”也非常准确地道出了桂林石刻的内涵，桂林石刻堪称一部刊刻于山崖上的史书。

　　桂林石刻起始于东晋，勃兴于唐，鼎盛于宋，低落于元，复兴于明，繁荣于清。最早有关桂林石刻的相关记载见于明人邝露的《游虞山记》，记载着东晋颍川人虞阐出补零陵太守时，作《虞舜像赞并序》，刻石于虞山，可惜这块石刻没有保存到今天。唐代以后，文人雅士不断开发诸多的桂林山水景观，到了宋代，游人雅兴大发，纷纷在摩崖上勒石题词，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石刻奇观。

　　桂林石刻以丰富的社会文化为主题，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如李实《造像记》、尹穑《仙迹记》、杨璧《全真观记》、朱佐敬《独秀岩记》、龙隐岩《观音自画像记》等石刻，是反映桂林历代道教、佛教文化兴衰的珍贵资料；韩云卿《平蛮颂》、狄青《平蛮三将题名》、李师中《劝农事碑》等石刻，分别记载了历代朝廷派兵征伐或安抚广西少数民族的情况，是研究地方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作为广西政治中心的桂林，历代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在桂林石刻中有所反映，特别是宋史中的名人和重大事件更是频频出现，这种独特现象，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因此有“唐碑看西安，宋刻看桂林”的美谈。

　　在桂林石刻中，山水诗文、记游题名和题写风景名胜榜书的题刻极多，为桂林石刻的主流。历代游历者把在登临山水时的美感享受和体验刻在山石上，为山水注入了文化的灵魂。如传颂千古的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就出自独秀峰中王正功的《劝驾诗》石刻，还有李渤《南溪山诗并序》、朱希颜龙隐岩《千叶百梅诗》、范成大《复水月洞铭》阮元《隐山铭》等大批名人石刻，文字典雅可诵，是桂林山水文化宝库中的精品。

　　桂林石刻是书画艺术的宝库，书画作品众多，作者群面广。如颜真卿书“逍遥楼”三字，是颜真卿书法中最大的作品；韩云卿《舜庙碑》的书法作者李阳冰是唐中期著名书法家，其碑额篆书精美绝伦。北宋石曼卿的书法被范仲淹誉为“颜筋柳骨”，刻在龙隐岩的《石延年饯叶道卿题名》是流传下来的石曼卿的唯一一件书法作品；清末民初古文字集大成者刘心原的小篆典雅秀丽，古朴凝重，堪称桂林石刻中的书法佳品。

　　桂林石刻展示最集中、最典型的地方当属位于七星公园内月牙山西南麓的桂海碑林博物馆。该馆馆藏唐代至民国时期石刻213件，是桂林市从事石刻保护、研究、陈列和宣传的专题博物馆，也是华南唯一的岩溶石刻专题博物馆。这里有自明代起便已是“摩崖殆遍，壁无完石”的桂林石刻最集中的岩洞龙隐洞和龙隐岩，其中有全国罕见的碑刻《平蛮三将碑》、《元祐党籍碑》等和张浚、张孝祥、范成大、朱希颜、曾布、石曼卿、康有为等著名学者诗人写桂林山水的诗文翰墨，以及众多精美的摩崖造像。

　　绝大多数的桂林石刻都集中在旅游风景名胜区内，与国内许多风景名胜区不同的是，这些有着历史文化内涵的精品石刻不只点缀了风景，而且以其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价值，提升了桂林的魅力。